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件第六讲 “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part2.pptxVIP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教材制作

第二节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画像砖《二牛抬杠》

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服兵役的编户小农。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

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制同

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

慕容鲜卑，慕容魔设置侨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

慕容就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如同十六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息众

课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计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计口授田”的整个过程，

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课农桑。尽管“计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

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诸州、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

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

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旃、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犀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

“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夷市，周边的五水蛮

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梁陈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应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应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道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二、平原与山地联结

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464)有了很大发展，“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三、跨族群经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

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

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

。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