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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调整

作者：徐佳琦

来源：《财经界上旬刊》·2020年第09期

关键词：人口红利衰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高级化

王立胜等（2019）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中国

人口转变进程短，人口红利期也随之变短。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愈

发严重，劳动供求关系日趋紧张，人口红利正步入衰减期，具体表现为人口抚养比开始增长和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绝对减少。其一，2010年，我国总抚养比达到34.2%的历史最低值后，

总抚养比开始持续攀升，到2018年达到40.4%。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自2010年

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绝对减少，2012年至2018年，该年

龄组的人口总量已经累计减少了2617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2018年16至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8.97亿。那么，人口红利的衰减将对我国正在经历的经济结构调整

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人口红利问题不仅是人口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田伟

（2018）认为过去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然而我国正逐步进入“后人口红

利”时代。路征等（2019）分析了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1990-2013年我国人

口转变从劳动力数量充分供给和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上升两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或

间接地红利效应。童玉芬等（2019）通过对人口红利产生机制和条件的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

放之前我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迅猛发展提供了人口机会窗口，促进我

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关于人口红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戴翔等（2016）通过对劳动力区位熵的引力系数修正，

测度了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的相对净流量，结果表明人口红利衰减会加速中国工业产业的空间

转移，并促使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Renteraí，etal（2016）將人口红利分解为年龄

和教育效应，研究结果证实了人口年龄结构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教育程度

可能更为重要。卢飞等（2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动整个产业增长，推

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受人力资本提高的积极影响较大。王瑞瑜等

（2020）通过GMM模型分析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认为

人口老龄化通过倒逼企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服务，发展智能养老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人口红利衰减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鉴

于此，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1）指标构建。为了进一步量化研究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的关系，本文将构建能够反映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人口红利变化的指标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在本文基本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TS公式为：

（1）

其中，Y2和Y3分别表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

本文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增大和老年人口比重增大两方面衡量人口红利衰减。因此采用少

年儿童抚养比（Jdr）和老年人口抚养比（Odr）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两者之和为总抚养

比（Pdr）。

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劳动力成本（Larc），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储蓄率（Sav），

采用住户部门人均储蓄占住户部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其中住户部门人均储蓄=人均可支

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老龄消费水平（Oldc），采用地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在地区人均消费支

出中的占比做为衡量指标;教育水平（Edu），采用6岁及6岁以上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口数在6

岁及6岁以上总人数中的占比来衡量;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城市化率（UR），采用地区

城镇人口和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2）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为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剔除西

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数据）2001-2018年的数据。其中：储蓄率根据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城镇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劳动力成本为城镇在岗工人平均工

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在模型中以对数形式处理。老年消费水平由医疗保健总支出和消

费总支出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国研网。衡量教育水平指标采用6岁及6岁以上大专及大

专以上人口数和6岁及6岁以上总人数，该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中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