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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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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问题，须从我国民法反欺诈制度入手。我国民法反欺诈制度包括三个层次的法律规定：首先是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民事行为无效;其次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可撤销，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一)规定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最后才是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可判双倍赔偿。以上共同构成我国统一的民法反欺诈制度。

我国民法反欺诈制度的这一多层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在法律适用上，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如果属于消费者合同上的欺诈，应当优先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如果属于一般合同上的欺诈，则应适用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二款或者五十二条之(一);如果属于合同之外的民事行为，例如悬赏广告、遗嘱、遗赠、遗赠扶养协议、收养协议、结婚离婚等民事行为上的欺诈，则应适用民法通则五十八条。其二，在法律解释上，要求对三部法律上的欺诈概念，作统一解释。申言之，对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的“欺诈”概念、合同法上的“欺诈”概念和消法的“欺诈”概念，必须采取同样的文义、同样的构成要件。

所谓消费者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是消费者，另一方是经营者的合同。这是各国通用的定义。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所谓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须注意的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绝不是固定不变的主体资格。因此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是以订立合同的目的来界定消费者概念和消法的适用范围。关键文字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一个自然人，即使是领有营业执照的工商业者或者企业主，如果他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受消法保护，他在订立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同时受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反之，即使他是下岗工人或家庭主妇，如果他不是为

度的多层次结构，要求对其中三部法律上的欺诈概念作统一解释。按照民法解释学，同一法律或者不同的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原则上应作同一解释。既然消法对“欺诈行为”没有定义，我们就应该按照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的“欺诈行为”进行解释。该条也只规定了“欺诈”的法律效果，即欺诈的民事行为无效，而没有规定什么是“欺诈”，没有给“欺诈”下定义。按照民法解释学，法律上有定义的，应当严格按照该定义解释，如果没有定义，则应当参考学说解释和最高法院的解释。

按照学说解释，“欺诈行为”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虚假或歪曲事实，或者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使表意人陷入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之一是“须有欺诈的故意”，无“欺诈的故意”，即无所谓“欺诈行为”(见佟柔教授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第238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见《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

可见，在“欺诈行为”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这一点上，学说解释和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应作为我们解释消法四十九条的根据。据此解释，则消法四十九条所说的“欺诈行为”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只有属于“故意”才构成“欺诈行为”，“过失”即使“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有的同志以消法的所谓特殊性为理由，主张不应按照传统民法上的欺诈概念解释消法四十九条的欺诈行为，认为经营者的“过失”也应构成“欺诈行为”，甚至主张对经营者是否出于“故意”可以不必考虑，是违反民法解释学原理的。在最高法院已有明确解释的情形下，要求法官作出与最高法院的解释相反的解释，也是违背法治原则的。

以“错标产地”的案件为例，应区分为故意的错标产地和非故意的错标产地两类。如果经营者故意把真实的产地掩盖起来，标上虚假的产地，就属于故意的错标产地。除此之外，应属于非故意的错标产地。如果用一个圆圈表示“欺诈行为”的外延，另一个圆圈表示“错标产地”的外延，两个圆圈只有一部重合。重合的部分，就是“故意的错标产地”，符合“欺诈行为”的文义，应在消法四十九条的适用范围之内。非故意的错标产地，不符合“欺诈行为”的文义，当然不应适用消法四十九条。

法官如何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依据消法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及参考发达国家法院的经验，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即不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