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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

作者：李胜旗邓细林

来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06期

摘要：金融集聚是影响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的金融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来自政府力量的干预。对政府干预影响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运用静

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制约了技术进

步，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集聚发挥正向作用，但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与行政性市场

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和金融抑制三种干预方式的积极影响不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未

能改善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不同渠道的政府干预手段均有滞后性；政府干预并非越多越

好，其在中、东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具积极意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

关键词：政府干预；金融集聚；技术进步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17-09；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难以自然形成金融集聚区，面对与老

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及国内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需求，金融集聚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供给引导

型，政府干预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同时，金融集聚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并为企业创新

提供融资渠道等功能，以及金融资源的高流动性和多变性，也要求政府对其进行适度干预与引

导。然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经济运行的主体必须是市场，虽然政府主导下的金融集聚进一步

放大了金融业对GDP数字的推动作用，但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

如数字增长一样可喜？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地区、不

同政府干预手段的效果有何差异？

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一方面，政府主导有利于突破既定制度和特定发展阶段的束缚，可

以有效降低项目成本、提高规划落实效率，为金融集聚提供经济基础和设备保障，方便企业为

创新行为寻求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的选拔和

提升标准与经济绩效挂钩，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周黎安，

2004）[1]，致使地方政府官员利用金融改革中的制度缺陷，掠夺和干预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

（Linetal.，1998）[2]，为能够在短期内提升GDP的项目提供金融资源支持，使得金融集聚

难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反而更加挤出了研发类企业的资金供给。因此，在政府主导金融集

聚的过程中，掌握政府干预的分寸和方式至关重要，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可以作为考察政

府干预程度和效果的重要表现。

伴随着各地政府支持下金融集聚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多以Levine（1997）金融功能理论

为基础[3]，探讨金融集聚在资本积累、城市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细致的，还有学者就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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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工业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然而，金融集聚在我国“政府主导”为主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对我国金融集聚作用效果的研究有

必要从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政府干预入手，仅从其自身的融资功能和推动资本迅速积累的

数字增长表象来分析是不够的。

那么，政府干预究竟是“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其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干预是

否利大于弊？学术界对此虽然有所关注，然而结果众说纷纭，余明桂和潘红波（2010）认为金

融发展提高企业竞争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和渠道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4]，而巴曙松等

（2005）认为金融发展需要借助政府调控的力量[5]。基于此，本文以金融集聚区建立、发展

所受政府干预为切入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政府干预指标，通过设定技术进步的静态和动

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并进一步引入偏效应及

时间趋势项交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此外，本文还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渠道及政府干预在地区间

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进行了关注，以期为我国金融集聚区建设的政府规制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

对合理发挥政府力量、充分促进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提供借鉴。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

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

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机制分析

我国金融集聚的形成模式是供给引导途径，即政府在其中充当加速金融深化、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