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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

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

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

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锡并称“刘柳”，与王

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

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

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文束缚,句

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

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

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

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

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

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

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

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

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

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

“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

文是“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哢飞走;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

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文徒有表面的

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

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

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

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

《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文时不无偏激,在

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

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

“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

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

“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

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而骄

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

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

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溃

败不可收”(《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

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

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

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

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

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其次,韩愈比较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

与创造,为了突现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对地

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

自雕,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

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

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汪洋自肆,

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

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

更能令读者回味.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