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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法律制度的研究

参考著作论文：

郭成伟《论北宋重典治贼盗》载于《史学评林》1983年第1期。

郭东旭著《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俊撰文《宋刑统的变化及法史料价值探析》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年第5期。

薛梅卿著《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郭成伟、沈国峰《神宗变法与北宋编敕的发展》，载于中国法律史学会主编《法

律史论丛》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江必新、莫家齐在《“以敕代律”说质疑》《法学研究》1985年第3期。

陈绍方的《略论宋代立法特点》，《暨南学报》1998年第20卷第4期。

曾宪义、赵晓耕在《宋代改制与更法的历史启迪》，《政法丛刊》1988年第2期。

王侃《宋例辨析》与《宋例辨析续》，分别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

6期。

郭成伟《从阿云狱的审理看宋神宗间的律敕之争》，于《政法论坛》1985年第4

期。

学者在这一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1.宋代的《盗贼重法》。

2.《宋刑统》的编纂问题。

3.宋代编敕与“以敕代律”的问题。

4.宋代的“例”。

一、宋代的《盗贼重法》

郭成伟《论北宋重典治贼盗》（载于《史学评林》1983年第1期）详细分析

北宋“重典治贼盗”的历史现象，提出刑事特别法的概念。文中指出：仁宗时期

的“窝藏重法”的制订是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窝藏重法”使得

运用惩治“贼盗”的法律审断“窝藏”案件，实际上扩大了“贼盗”的范围，而

且加重了“窝藏犯”的处罚。针对特定人，划分危险地区，颁布特殊法律代替常

法实行严厉镇压，是从仁宗朝开始。中国封建时代在立法形式上，也曾有过和西

方类似的两种形式——普通法与特别法，“窝藏重法”就是一部特别立法。英宗

为适应惩治“贼盗”的需要，另定重法，强调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扩大重法实

施范围；神宗颁布“盗贼重法”，扩大重法地的范围，提出“重法之人”的概念；

哲宗将重法发展到顶点，扩大重法地范围，《盗贼重法》全面代替《宋刑统》“贼

盗律”，特别法成为北宋全国法律镇压的基本形式。

郭东旭著《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分析了“贼”

法的重典化，指出军事镇压和抚谕招安是北宋末统治者镇压“贼盗”策略上的突

出变化，至于南宋虽然没有明确制订重法地之法，但其在惩治“贼盗”中，又多

重于北宋时的“贼盗重法”。书中指出北宋重惩贼盗，不止广行重法统治和军事

镇压，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1）严捕贼之令，重捕贼之赏；（2）推

行保甲连坐之法；（3）轻饥民为“盗贼”之罪。

二、《宋刑统》的编纂问题

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奉诏编修新律，

同年七月完成，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同年八月，太祖

下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宋刑统》继承《唐律》及五代《刑统》，

窦仪在《进刑统表》中已明其渊源：“伏以刑统，前朝创始，辟彦规为，贯彼旧

章，采缀已从于撮要；属兹新造，发挥愈合于执中。”继承与发展的问题是有关

《宋刑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台湾和解放初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宋刑统》为

《唐律》翻版，内容格式与《唐律》无异，因此认为在法制史研究领域不具有重

要意义，甚而至于一些观点否认宋代有修律的行为。与此相对，晚近学者则多认

为《宋刑统》较之《唐律》并非毫无损益，在承继唐及五代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之处。

郭东旭著《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指出：《刑

统》这种编纂综合性法典的体例，开创于唐末，完备于周，为《宋刑统》的制订

奠定了基础。《宋刑统》较之唐律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有所发展。从体例上来看，

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篇下详细分门；（2）附列敕令格式；

（3）增创“起请”之条；（4）首创综合性法规之门；（5）补《疏议》之未备。

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1）在刑制上的变化，在五刑之后增创“折杖之法”；

（2）对官吏犯赃罪的处罚规定较《唐律》有了明显的减轻；（3）对“盗罪”呈

现加重态势；（4）有关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款与《唐律》相比明显增多，这

是变化最为突出的地方。

此外，李俊撰文《宋刑统的变化及法史料价值探析》（载于《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亦指明《宋刑统》在体例和内容上对于《唐律》

的新的发展，同时指出《宋刑统》的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法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