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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摘抄3000字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

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

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一座伟大的城市，

应该拥有很多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精神孤岛，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曾经在别

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在试炼着扛起

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服。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

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与白居易同岁的刘禹锡，同样成了咏

史的高手。他的《乌衣巷》、《石头城》、《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

为所有的后世中国文人开拓了感悟历史的情怀。李白、杜甫、王维真

要羡慕他们了，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潇洒地来观赏历史，就像他们当年

观赏山水一样。

再过三十年，又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他不仅不太愿意观赏山水，

连历史也不想观赏了，而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他，就是晚唐诗人

李商隐。

唐代，就这样浓缩地概括了诗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滞，一

步也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他们分

别之后，鸿雁不断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悠游于南溟北海，

无牵无碍。差异如此之大，但他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陆游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了一份这样的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去世时连喊三声“杀敌”，然后气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

有哪个国家的顶级诗人是这样走向死亡的。陆游企盼的王师和辛弃

疾寻杀的敌人，在历史进程中已失去了绝对意义。但是，这些诗句包

含的精神气质却留下来了，直指一种刚健超迈的人生美学。我一直不

希望人们把这样的诗句当做历史事件的写照，或当做民族主义的宣教，

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学比什么都大，就像当年欧洲莱茵河流

域中世纪庄园的大门突然打开，快马上的骑士手持长剑，黑斗篷在风

中飘飘洒洒掠过原野。历史铭记的就是这个形象，至于他去哪里、与

谁格斗，都不重要。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巨匠，三个好险。由此足可说明，一切

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

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稍有不慎，

便粉身碎骨，烟消云散。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七年后，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那就是白居

易。烽烟已散，浊浪已平，这个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孩子，将以自

己的目光来写这场灾难，而且写得比谁都好，那就是《长恨歌》。

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

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

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

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

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

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头观月，随之也可以凭着想象欣赏

这次远行。欣赏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让这次远行有了一个既

深邃又亲切的心理背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夜

夜心”，是嫦娥的，也是万民的。于是这则神话就把蓝天之美、月亮

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

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构成了一个只能属于华夏文明的“无

限重叠美学范式”。

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展现，那就等于没有准备；一切贮存，如果

没有启用，那就等于没有贮存；一切内涵，如果没有表达，那就等于

没有内涵；一切灿烂，如果没有迸发，那就没有灿烂；一切壮丽，如

果没有会聚，那就没有壮丽。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现、迸发、会聚，

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与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经完全不同。因此，

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

是一种冶炼。

唐代的长安绝不会盛气凌人地把异域民众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归

顺和慑服。恰恰相反，它是各方文明的虔诚崇拜者。它很明白，不是

自己“宽容”了别的文明，而是自己离不开别的文明，离开了，就会

索然无味、僵硬萎缩。因此，它由衷地学会了欣赏和追随。主人的这

种态度，一切外来文明很快就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更愿意以长安为

家，落地生根。长安有一份充足的自信，不担心外来文明会把自己

淹没。说得更准确一点，它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