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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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船王包玉刚及包氏家族

据藏于宁波天一阁的《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记载，世界船王包玉刚是北宋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南宋时，包拯八代孙包元吉在临安做官。南宋灭亡后，包拯十代孙包荣举家迁到四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包拯十二代孙包世忠定居于定海（后改名镇海）横河堰。光绪初年，包世忠后人包祉奎，靠裁缝为生，兼在浙东一带贩运丝绸，“凡营业数十年，遂获利起家焉”。

包玉刚父亲包兆龙（1895—1982），名大澍，是一个开朗乐观、处世豁达的宁波商人。母亲陈赛琴，出身名门，是一位贤淑节俭、相夫教子的妇女。他们先后养育三子四女：玉书、玉刚、玉星、爱菊、美菊、素菊、丽菊。显然包兆龙为子女取名，寓意深刻。他希望子女们都像白玉一样无暇，像菊花一样高洁。

包兆龙曾长期在汉口经营平和鞋帽庄，40年代后转向上海发展，先经营银楼，1946年与人合资在沪开办国丰造纸厂，1948年举家迁居香港。历任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名誉主席，曾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包兆龙宅心慈善，热心社会公益，尤以济困助学为务。70年代即设立包兆龙助学金，资助环球集团属下雇员子女升学深造，又捐资助建香港苏浙公学扩展校舍。1979年后，北京、上海、宁波等大陆各地均有其捐资兴建的多种公益项目。在1982年弥留之际，他还嘱咐其子女爱国爱乡，造福桑梓。1984年包兆龙被港府追委为太平绅士。

近代的宁波港孕育出七大世界船王中的两位船王。巧合的是，两位船王先后来到香港，他们将宁波港的眼光、胸怀和搏击风浪的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了一代香港神话。

和李嘉诚、霍英东的贫寒出身不同，包玉刚于1918年农历10月13日出生于宁波市镇海庄市钟包村一个殷实人家。据说的他祖上是北宋时鼎鼎大名的包龙图包拯，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老式商人，有三子,四个女儿。包兆龙幼读私塾,酷爱古文,性格豁达,及长从商,早年去汉口经营制鞋业，后到上海,在上海设银楼、办一造纸厂等产业渐渐积累中等资产。包玉刚在这样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年少时与其兄弟一样就学于家乡的叶氏中兴学校。在这里，包氏兄弟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小学毕业后离开宁波乡下，跟随父亲到汉口和上海继续接受教育。后辍学，随家避难衡阳。包玉刚未能进大学，22岁便开始投身于金融界，不久，便被调往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任副经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包玉刚调度有方，应对自如，充分显示了经营方面的才能。嗣后，他被调升为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职务。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包玉刚从重庆回到上海，受到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器重，委任他为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翌年又提升为该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这时包玉刚才28岁，已在上海金融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后起之秀”。

1948年底，国民政府在大陆已临全面崩溃之势，其父包兆龙当时对共产党心存疑虑，遂随一些拥有巨资的工商人士移往香港。包玉刚遵父命，亦欲随同去港，便向吴市长提出辞呈。

包玉刚携老带幼一家七口，初到香港，与几位从上海同来的挚友合伙开了一家“华人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遭到美国及其伙伴的封锁禁运。“华人行”便竭力为大陆转运进口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封锁禁运更加严厉，“华人行”只得停业。于是，包家便另谋求生途径。他父亲提出经营房地产，可以按时收房租，风险少，较为稳妥。而包玉刚却审时度势，另有远谋。他分析，香港乃弹丸之地，搞房地产十分局促，只能收点房租，但香港面临浩瀚无垠的海洋，因此航运业大有可为，而且他在“吴淞商船”学过航运基础知识，可驾轻就熟，最后，全家同意了他的谋划。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船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于是，他找到一家日本公司作担保贷款，用77万港元买下了一艘有28年船龄，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他请人将船修整一新，并取名“金安号”，同时成立了环球航运公司。

包玉刚买了船后自己并不经营，而是转手租给了日本一家航运公司，他利用赚到的租船收入，到1956年末又购进7艘旧船。环球航运公司自成立后，在经营上一直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把船租一般都定得很低，不受一时巨额利润的诱惑而冒险。特别注意树立良好的信誉。而且船租出去后还要配上最佳服务。

60年代中期，包玉刚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中东地区大油田的全面开发，石油运输将在全球航运业中占据重要位置，1966年，包玉刚的第一艘10万吨级油轮正式投入营运。1967年5月，中东战争爆发，苏伊士运河被封闭，西方国家和日本对石油的需求殷切，包玉刚当机立断，马上向日本订造多艘10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由于先人一步，这一着又使他赚了一大笔。

包玉刚却摒弃了“散租”方式，采取稳健的定期租船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