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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行书特征及代表书家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是魏晋，而魏晋之书体代表和最高

成就在行书，当然包括行楷和行草。马宗霍先生评价晋人行书时

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

宋之词，元之曲，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

接汉魏，诸体悉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

不独为之华藻也一则隶奇草圣，

笔迹多传，服拟有资，师承匪远，酌其余烈，自得新裁……一则俗

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骛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

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竟

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

矣。”这里对帖学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这段比较经典性的论述，

多为后世所看重。他的论述阐述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揭示出晋人

书法之高妙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代表晋代艺术之最高成就；二

是论述了晋代书法接汉魏之余烈，后出转精，有所凭依；三是论述

了玄学对书法风格的影响，道家思想促成了尚韵的风气；四是反映

出当时重视书法的风气。所以，刘熙载评右军书以八字概括“力

屈万夫，韵高千古”颇有说服力。魏晋玄学的兴起，追求简约玄

淡，超然绝俗之美是其共同的特点。

行书在晋成为最流行的书体，与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以信札互通信

息有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晋代禁碑。既然不许立碑，刻碑的

正体使用较少。后世所宝晋人迹，唯有缣和纸两种。而缣和纸又最

能体现真书和行书的魅力，相得益彰。而那种大书深刻、古厚渊懿

的汉魏风骨，被晋人转化为轻灵曼妙的行草风流。马宗霍评价说：

“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夫韵与度，皆须求之于笔墨之外也。韵从

气发，度从骨见，必内有气骨以为之干，然后韵敛而度凝。徒以韵

胜，则韵浮于气矣。徒以度高，则度离于骨矣。”马氏已经意识

到，晋书尚韵，化实为虚，如果没有内在的“气骨”作底，很容易

走向反面，字体华丽绮靡甚至轻佻放肆，而无古代沉潜渊厚之气

息。马氏在卷六中提醒后人：“晋书虽工之极，而实卑之始；虽

盛之极，而实衰之渐”，可谓洞达之至。这也指出了后世学王羲

之徒拟其形而未得其神的病症。魏晋行书书法的特点如下。一是

群体书法世家和书法教育相互促进，尺牍风流成为时尚。魏晋南北

朝书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是家族制。所谓“门阀土族”，指的

是那些门高第阔、世代官宦之家，或日“阀阅世家”。他们享有特

权，按等级分配权力，建立了牢固的统治秩序。虽然在社会发展方

面起了阻碍作用，但在书法方面却是甚有功劳。许多书法大家出自

名门望族，如王羲之家族三代人中就有22名书家著称史册。六朝

时期的庾、谢、郗、萧、崔、陆、卢等大家族也出现了许多名家，

可谓

群星灿烂，蔚为壮观。与汉末的“草书热”相比，晋代的“行书

热”毫不逊色。从东汉以来日渐流行的行书，名家辈出，并形成了

承传派系，互相竞争又互相学习，形成了较好的社会风气。而到了

两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对士族的保护，使这些社会上层累世为

官，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书法的教育和交流、收藏奠定了物质基

础。魏之钟繇“古雅有余，幽深无际”，西晋的卫氏家族“四世家

风不坠”，为东晋“二王”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卫瑾的“草

稿书”和钟繇的行书一样，用于书写尺牍，也可以说是“相闻书”

。草书尺牍的

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明帝令刘睦“作草书尺牍十首”；曹

魏时期文帝命刘虞“通草书”。楼兰遗址发现的魏晋文书，就有许

多草书尺牍。这些现象表明，魏晋时期的士流阶层盛行行草尺牍，

用以显示风流和才艺，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

二是魏晋出现“二王”为首的代表性书家群体。在西晋有卫氏家族

中存在所谓“四世家风不坠”的现象，出现卫觊、卫璀、卫恒、卫

铄四代书法名家，皆以书名。东汉以来名门多是大族，他们由儒学

经术进身仕途，居朝秉势，或左右州郡，操纵乡议，累世清贵。

河东卫氏是儒学世家，至卫觊而显，至卫铄而后逐渐衰落。在儒学

占据主流的时期，卫氏家学没有在大的方面突破是可以理解的。东

晋书法大族以“四大家族”为主，源于他们的政治背景和特殊地

位。他们比较讲究郡望。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

郗氏。除此之外，太原王氏（如王述、王漾、王惰）、江夏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