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影响.doc

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管理现象，它是企业在云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经营思想、经营作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和传统习惯的综合反映。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人员言行的集合。韩国的企业文化既不同于欧美型企业文化，也不同于日本型企业文化，它是受儒家思想、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形成的借鉴型企业文化，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其中儒家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