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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的地上出路

地下室的地上出路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3号楼前，地下室入口的招牌上，那个下字被人做了手脚，字体像钟的分针和秒针一般旋转，转眼变身为地上室。

他干的！地下室的二房东刘青，指着比他高一个头的设计师周子书。

穿设计款衬衣、满头卷发的周子书今年6月毕业于英国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找到这个地下室是因为毕业设计项目。

他希望通过改造这个地下室，改变地上和地下居民的隔膜状态，让地下的人更容易回到地上去生活，让地上的人乐意走下来，最终让这里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地下社区。

招牌上的这点小心机，正来自这个设想。

设计师与二房东的地下室记者忙着采访周子书时，刘青刚从午睡的床上爬起来，眼睛红红的。

这一个多月来，每天能来四五拨记者，让这个河北衡水的年轻人有点厌烦，也有点担心。

报道得越多，心里越慌，不知道上面领导会怎么想，刘青挠了挠脑袋又笑：

我觉得挺好的，改这个地下室，可以让人受益，有公益性，又没违反民防部门的任何规定，才同意让周子书来试试。

刘青的担心有其原因。

2010年12月6日，北京市前民房局局长王永新曾公开宣布，从2011年起，北京将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集中清退地下室住户，以后人防工程将逐步公益化，不用于经营出租居住。

2013年，刘青和附近20多个承包地下室的老板曾被民防局叫去开过会，他记得：

领导关照未来两个月别对外出租房间，地下室都要关，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又继续开到现在，不知道今后到底怎么办呢，要是还得关门，那这个项目也做不下去。

而这正是周子书做地下室项目的起因。

根据北京民政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北京约有1.7万间地下室，100万地下室居民。

这些居民部分是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刚找到工作的公司职员，部分是为社区服务的外来打工者。

政府出于人口控制和安全的需求，要让这些居民搬离地下室，但把他们从地下室赶走，也增加了这些低收入者融入城市的难度。

舆论场上，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在互相冲撞，现实中，管理者和地下室的居民们僵持不下。

没有人在积极行动，让改变发生，周子书决定当一个行动者。

2013年的10月，周子书第一次出现在刘青面前时，这个来自河北衡水的青年已在北京生活了8年，在这个地下室守了7年。

亲戚包了这些地下室，让他负责管理，起初只能领3000元的月薪，两年后，亲戚鼓励他承包下这个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当起了二房东。

他说：

每年挣的能比拿月薪多点，但也没强多少。

这里看不见阳光，刘青的日常工作就是守着监控屏幕和电话，收房租，打扫地下室。

有点时间，也就打游戏，没日没夜地打，老婆都有点受不了他。

周子书和90后的助手林木村，当时已经在望京地区跑了不少地下室了。

很多房东把他们当成记者，不怎么搭理。

周子书找到刘青，聊了两个小时，刘青就听明白了改变这个词，但什么也没答应。

周子书第二次再去，走到下去的楼梯口就发现多了块地毯，那是刘青原来摆在房间里的，他渴望改变。

刘青告诉周子书：

我30岁了，我爱我的老婆，而且女儿都已经3岁了，如果我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

地下与地上的技能交换自从2013年民防局给房东们开过会后，刘青就感觉地下室的生意做不长久。

这几年他按照民防局的要求加装了防火喷淋装置，拆掉过小的房间，投入不小，年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

民防局清退地下室居民的态度清晰而且坚决，他筹划着这两年就得转行，但又说：

我没文化，来地下室前都没正经上过班，真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

在真正决定做什么之前，周子书和助手一起做了地上和地下人群的调研。

他发现，刘青的困惑，在地下室居民中属于典型。

大概80%以上外来务工者有在北京打拼、出人头地的想法，但他们往往缺乏人脉、技术和金钱资本，周子书最先想到的是做一个技能交换项目，以此鼓励地上和地下两个群体来交换技能。

周子书租下刘青自留的游戏室，刘青把游戏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一起给了周子书。

他们先打掉了小房间的隔墙，让小房间、部分走廊和游戏室成为两个连在一起的长方形空间。

在原来隔墙的位置上，周子书用上百根彩虹色的棉绳和挂钩做了绳墙，又在两侧墙壁上画上了地图。

愿意交换技能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名字、需求和特长写到标签上，用挂钩固定在两侧的位置，再把绳子固定在挂钩上。

挂钩和绳索，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