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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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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英烈

摘要：该文提出了四个观点：一、“音乐分析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涵盖了和声、复调、曲式、配器、音乐史、音乐美学等学科，应属高一级的学科，而“作品分析”只是“曲式学”的同义词。作者呼吁，不要再把“曲式学”称为“作品分析”，以免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二、近年出现的“音乐学分析”是“音乐分析”的一种类别，有别于纯技术分析，但“音乐学分析”必须是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加上人文分析的全方位分析。三、指出目前音乐教育中“音乐学”和“作曲技术理论”被分割开来的不合理性。四、提出开设“音乐分析学”必须有相应的预备课，如和声发展史、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兴德米特的和声原理、阿伦·福特的音级集合原理、雷蒂的泛调性理论等。

关键词：音乐分析学；音乐学分析；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

：J614.8：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3.001

前言

2009年10月26～29日“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该次会议邀请了当代国际泰斗级的音乐分析大师——音级集合理论的创始人、《无调性音乐的结构》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阿伦·福特亲临参加并讲学。该次会议还成立了“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分析学学会”。2013年5月18～21日“第二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学院承办在北京举行，该次会议设有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音乐分析论文比赛的项目。由此可见，“音乐分析学”这门新兴学科已经得到我国音乐界（尤其是高等音乐教育界）的高度重视。“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便成了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一、什么是“音乐分析”？

它与“作品分析”有什么不同？

“音乐分析”和“作品分析”，其词义没有根本的区别，只因产生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不同，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名称，甚至成了两门不同的学科。

从1927年蔡元培和萧友梅创办上海国立音专开始，便引进西方音乐学院的和声、对位、曲式、配器（俗称“四大件”），作为作曲专业的基础课，这种课程设置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音乐院校的作曲专业全面地引进了苏联教材。与40年代以前的同类教材相比，苏联教材的一些论点似乎显得较为新鲜，兼之政治上的原因，便无条件地被我国学界所接受。1945年4月在苏联初版，1957年由张洪模翻译，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斯波索宾的《曲式学》，依然称为“曲式学”。而根据苏联专家阿拉波夫1955年至1956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记录整理并于1959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作品分析》，开始将曲式学称为“作品分析”。（请注意：这两本书的出版年代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同一时期讲授“曲式学”的教程，已经有了两个名字。）1958年吴祖强从苏联学成归国后第一本曲式学教程著作（1962年音乐出版社出版）已正式命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的相应教研室亦称“曲式与作品分析教研室”。上述两书（阿拉波夫的和吴祖强的）虽然都是讲授“曲式学”的，但都冠以“作品分析”的名称，这好像是一种进步和时尚。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意味着这门学科已不仅仅是讲授音乐作品的结构形式，它还旁及作品的其他方面。（二）曲式学英文叫Form，就是形式的意思。那个年代，“形式”有反动的“形式主义”之嫌，是大家所避讳的。

“改革开放”初期张洪模翻译的约翰·怀特的《音乐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书名已告诉我们，这已不是一本纯粹的曲式学著作了，曲式只占其中较小篇幅。近年来，我国学者也相继有与“音乐分析”相关的著作面世，如：彭志敏的《音乐分析基础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杨儒怀《音乐分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彭志敏《新音乐作品分析教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这些论著已大大超越了曲式学范畴，如彭志敏在《音乐分析基础教程》中，是按“主题分析”、“形象分析”、“旋律分析”、“节奏分析”、“曲式分析”、“比例分析”、“和声分析”、“调性分析、“音响分析”等九个方面，通过具体作品来进行讲授的。若干年后，他在《新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中却另辟蹊径，以某作曲家的某一首作品为例来侧重分析音乐构成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属于该作品最具特点的方面。该书所涉及的均为20世纪作曲家的现代音乐作品，这在书名已体现出来。而杨儒怀的《音乐分析论文集》，则是将十二篇内容和方法都各自独立的论文以结集出版的方式呈献给读者的。还有钱仁康与钱亦平的《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和杨儒怀的《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等，都大大超出“曲式学”所要讲授的范围。可以看出，音乐分析所要分析的范围是没有统一规定的。

可以这么说，“音乐分析学”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