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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政府干预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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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王珊珊

摘要：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政府对金融科技的干预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本文针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政府干预情况下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政府干预下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提升有积极作用。通过对省域（含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并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实证分析结果。关键词：金融科技政府干预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引言

目前，随着前沿型变革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综合利用，全世界都在经历科技与社会生产融合的新变革，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发展高峰期。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8月22日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到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让更多的贫困人口更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更好地实现民生普惠。除此之外，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的一种新途径。金融科技可以为金融市场供给金融产品，把资源引入创新型的高科技产业中，一方面，促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科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助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实现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很多金融机构抓住机遇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但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风险的传导不受时空限制，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金融風险快速、隐蔽地传播又会对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产生阻碍作用。目前，中国的金融科技并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监管的滞后性与金融科技的快速更替不相匹配，金融科技发展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国家相应政策缺失、市场要素不均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目前已经有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然而面对行业的不良发展倾向，金融科技发展是否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政府适度的干预下金融科技怎样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因此在党和政府鼓励支持金融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有机融合的政策驱动下，本文基于政府干预视角深入探究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第一，以政府干预为视角，从理论模型上阐述了金融科技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相关关系，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两两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基于样本数据和理论分析对它们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究;第二，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和路径，对党和国家制定金融科技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科技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

金融科技近年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Levine?R，2005），金融科技的出现必将给经济市场注入新的活力（Paulo?Mendes，2020）。张腾和刘阳（2019）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会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对比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对东部的促进作用最明显。通过建立门槛模型发现只有在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内，才能最大限度激活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许佳琦，2020）。刘红、温军（2020）等人也发现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控制技术创新这一变量后促进作用仍然稳健，技术创新投入或者产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巴曙松、白海峰（2020）等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对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高于门槛值时，企业的生产效率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和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门槛效应发现金融科技会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下，科技发展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同，只有在水平和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田新民、张志强，2020）。

（二）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文献

纵观中国国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科技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政府的影响（陈雨露，2014）。如果不重视这一国情，很有可能导致各项研究结果出现偏差，政府提出的金融服务政策建议针对性和指导性不强（张璟、沈坤荣，2008）。?关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一直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干预金融发展获取了大量的廉价金融资源，以一种“掠夺”的方式使大量信贷资金财政化，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邹伟、凌江怀，2018）。除此以外，刘瑞明（2011）也认为政府干预没有更好地发挥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提升效率，金融歧视现象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