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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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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一篇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对待中国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的问题，本文根据个人观点对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进行了深度的解读。

关键词：拿来主义解读浅谈

一、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什么意思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的。鲁迅并不是反对“送去”，“送”是免不了的，甚至还是需要的；鲁迅所反对的只是一味地“送”，只“送”不“拿”。鲁迅说：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既是文章的标题，也是文章的主旨。在鲁迅的笔下，“送去”一旦成了“送去主义”，再加上还“讨”得洋人“送来”些什么的，那可就要成为丧权辱国、媚外求荣的卖国主义了。“送去主义”是“闭关主义”碰了一连串大钉子之后的产物。君不见鸦片战争洋人的枪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大门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府“送去”了什么吗？国土、主权、白银、文物、苦力、奴隶，从“古董”到“活人”，从人格到国格。就在鲁迅写作本文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日本帝国主义送去了东三省和热河省，还给别的帝国主义国家送去了“租界”等等，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至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竟也被挂上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长此下去，自然“国将不国”，只有当亡国奴的份了。那么西洋人、东洋人又给我们“送来”了些什么呢？洋枪、洋炮、洋烟、洋货、洋教、洋文化，洋人的糟粕渣滓夹着靡靡之音，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决了中国的堤坝，浸泡着中国人的家园。在中国人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当头，在中国土地上“全盘西化”的谬论竟然甚嚣尘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鲁迅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战斗的怒吼：反对卖国的“送去主义”，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恶意的“送来”；我们要爱国，要让贫弱的祖国富强起来，为此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头脑、有眼光、有辨别、有挑选，沉着而勇猛地把富强的西方国家的长处和优点统统“拿来”。鲁迅本人就是自己所提出的“拿来主义”的杰出执行者。鲁迅自己有“送去”外国的，但从外国“拿来”的更多：他的三百多万字的译作，他自己编辑出版的多本介绍外国优秀美术作品（尤其是版画）的选集，多次筹办的外国优秀画展……这都是明证，证明鲁迅是真正的“拿来主义”者。可鲁迅的光辉思想却被人曲解了：主题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这种“继承”论是长期以来对《拿来主义》最大的曲解。

二、“拿来主义”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

关于“拿来主义”是否应该作为对待我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原则一直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主要针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提出，从文学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必须找出中国民族文学遗产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涵盖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实新文学都属于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的变迁下，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现实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几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先生明确地提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因此，中国现实新文学的根并非中国古代文学，也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两者都有，但又不全是，有些影响是单方面的，有些影响是双方面的。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现实新文学的影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出，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实新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实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区别很大，其根本就是这几种文学之间的民族性特征。这种民族性特征属于稳定因素，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传统。

关于“拿来主义”的观点，鲁迅先生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并没有从我们自身的使用要求去选择，这就表示，“拿来主义”有着一定的任意性与主观性。这种任意性与主观性并不是表达目的，也体现在处理方式与对象选择两个方面，但是并不能完全地继承。之所以要继承，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因此，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是要具备民主性与人民性的，在继承这些文化时，需要以本民族审美习惯与民族心理为出发点。在继承方式上，不能“自由的驱使”，应该批判性地进行继承。

三、“拿来主义”的比喻论证

运用比喻说理，一要选好喻体，二要力求新颖，这两点在《拿来主义》中均有体现。一座祖先留下来的“大宅子”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祖先的遗产，二是包涵性强。作为遗产，符合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整个人类遗产）的特点；作为一个包涵性很强的对象，利于拆分。若不具备这两个特点，就没法“拿来”论述“拿来主义”。同时，这个比喻还有利于对比手法的运用。面对“大宅子”，错误的态度与正确的态度就形成了对比，而对比又使说明的道理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