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理论和实践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反思和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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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调查理论和实践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反思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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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宏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永川402160）[摘要]毛泽东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在中国落地、发芽、生长、壮大，毛泽东的调查理论和方法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对于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照搬照抄，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具体而特殊的国情，要根据中国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因素对这种一般性方法进行调整、改造、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力，得到发展和壮大。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理论；人类学田野调查；反思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41[]A[]1001-8999(2016)04-0014-05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搜集资料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间调查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各种源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田野调查”成为一个学术名称在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得到广泛关注和运用，也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类学过于偏重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人类学田野理论和方法，使之出现了许多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当下，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调查理论和实践，无疑对于改进和完善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明确的调查目的：解决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强调进行调查要有明确目的。他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对此，他进一步表述道：“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泽东早就清晰地认识到调查研究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作用，他在1919年9月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说：“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对于调查研究的解决问题作用，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更是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对于问题的解决，应该“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就人类社会存在本身来说，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随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人类社会也正是在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在毛泽东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能“闭门造车”，凭想象来解决，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基本的情况和发生原因，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通过“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向实践作调查作为解决问题的思想和实践，曾被“本本主义者们”讥笑为“狭隘经验论”，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行为，为此提出了那句关于调查研究的著名论断：“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一直以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根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要为这个世界作一点贡献，就要在中国的“地盘”上“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的这一理想一直伴随着他。邓小平曾说：毛泽东“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纵观历史，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各个重要时期的问题解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1927年到1934年为例：1925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写了《寻乌调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赣西南土地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木口村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1933年写了《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等。这些报告反映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阅读这些报告时，我们不能不为此而感叹。这些报告及时反映了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和方法，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面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运动的责难，消除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毛泽东在1927年1月至2月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衡山、醴陵、漫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亲自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此提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12]。《寻乌调查》共分五章，长达八万余字，内容涉及寻乌的政策区划、交通、土地关系及土地斗争等，这个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