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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矛盾的根源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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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陆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所需的发展空间增大，由此引发的征地、拆迁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拆迁矛盾的根源在于当前的社会基本结构，土地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基层民主等社会、经济安排皆是拆迁矛盾的诱发因素。如果要解决拆迁矛盾，就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安排入手，发挥市场的作用，废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

关键词城市化拆迁矛盾社会基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城市化率目前已经超过50%，三十多年的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二百多年所走的城市化道路。在如此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发展中，因征地、拆迁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屡见不鲜，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果忽视农民的日常抵制和他们的利益需求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斯科特的形象比喻所说的：“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正确认识拆迁矛盾，研究如何缓解拆迁矛盾对于十八大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拆迁矛盾的根源

（一）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城市拆迁矛盾的中心一环。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制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土地分属不同法律约束，由不同机构管理，形成不同的市场和权利体系。另一方面，只要涉及农地变为建设用地，就要通过政府征地，任何单位建设用地都要使用国有土地。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启时间较晚，长期滞后的城市化需要大规模投资才能扩张城市空间和扩建城市设施，才能走上由城市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吸纳更多农民进城的发展道路。可是，在现有的国家征地制度下，城市筹措巨额投资和建设资本的主要来源，就是政府低价征用农民用地，把农民的集体土地强制转为国有土地，再按市价向城市土地市场出售国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正是由于这种不能使农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制度，引发了农民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的强烈诉求，以及强烈的不平之感。

文贯中指出，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严重冲突，从1990年代以来，以三农问题为代表，我国已经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发展成恶性的社会危机，唯有回到市场经济的大道上来，接受市场经济的铁律，彻底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严重冲突的现行土地制度。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土地供求的主要功能，辅以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区划，一主一辅地共同决定土地的合理使用。唯其如此，政府才能化被动为主动，集中主要精力于法制的建设和公共财政的提供。所以，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呈现了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造形成了严重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严格的计划调节把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完全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行“农村农业、城市工业”，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别，最终形成了我国的二元结构。

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取向，使得各种资源在城乡间分配不平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包含三方面的不公。一是户籍。我国的户籍制度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在外打工的农民很难融入到城市中。二是土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根据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民不能直接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这对农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另外，国家对于农民的宅基地予以了诸多的限制农村的房子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够卖给市民，也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三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农民抗风险的能力仍然偏弱。

（三）拆迁矛盾的根源。

当然除了上述所列的导致拆迁的矛盾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从消极因素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无法给与农民参与空间。农村的儒家传统在不断消逝，教化式的乡绅治理已逐渐退去历史的舞台。从积极因素来看，农民法治和维权意识增强，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拆迁矛盾。

拆迁矛盾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经济和社会安排，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社会基本结构暗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是关于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就是罗尔斯所提的自由和平等，另一个则是社会和经济利益。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虽然在当前有弱化的趋势，但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无不在钳制着农村人口向市民的自然过渡。

二、如何解决拆迁矛盾

（一）继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其实，市场自身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完善的市场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