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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背景下巴蜀农民题材油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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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鹏刘亚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格局的打开，在受到来自本土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国内美术思潮百花齐放。以“乡土美术”为主农民题材油画在“中国语式”中趋于主流地位。三十年间，巴蜀农民的身份和形象都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农民题材创作为主的巴蜀艺术家在沿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深入进行语言探索，其在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内容表现、意识表达、语言表现上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关键词：农民题材巴蜀油画偏于西南一域的巴蜀作为乡土美术的重要创作地，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人文面貌，在历史的长期作用下，呈现出典型的乡土文化地域特色。应运而生的巴蜀画派根植巴蜀，扎根艺术工作，繁荣着巴蜀的油画事业。饮水方思其源，“乡土”是广大艺术家难以割舍的根系，这里有最动人的情怀，最淳朴的民风，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乡土美术的热潮，作为乡土主人并且拥有者强烈“中国身份”的“农民”立即成为画家争相表现的绘画题材。巴蜀农民题材在经历了“伤痕美术”的压抑情感表达后，逐渐由批判现实主义乡土过渡到趣味乡土，由政治批判上升到艺术审美，农民形象由苦难和迷茫焕然一新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即使是当代艺术席卷全球、艺术形式多元发展的今天，农民题材依然呈現出充沛的活力与高审美价值。

一、兴盛的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油画正处于一个蓄势待发的时期。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初期，从浩劫中走出来的人们终于可以呐喊。“伤痕美术”便成为了文化的宣泄窗口，以此为风尚的艺术思潮在新时期油画界引领风潮，全中国陷入了对历史的反思。中国经历的深重苦难，终于沉为追思，寂为悲怆。也正是由于画家急切的表达欲望，使这一时期的油画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八十年代初的农民题材主要以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为主线。八十年代中期，艺术进入多元化发展的阶段。多种艺术主张的碰撞使得八十年代后期的农民题材逐渐褪去了政治的过分理性思考，转而对生命，对乡土本身真善美的发掘。

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主要阵营的巴蜀画坛，长期作为全国农民题材油画的风向标，它所缔造的传奇不胜枚举，以77、78届油画班为代表，出现了罗中立、何多苓、高小华等代表着中国当今画坛中坚力量的艺术家，在扎根基层的切身感受下创作出了一批表现农民疾苦的艺术作品。

罗中立早期创作的《父亲》以细腻的老农形象打动了无数观众。人们很难描述一幅名为《父亲》的巨幅超写实老农肖像带来的心灵震撼有多大，有人惊讶于它的咄咄逼人之势，更有人质疑以伟人肖像尺幅大肆描绘农民的荒谬之举。但不能否认的是，“农民”已不单单是无知而安静的劳务者，它有了想要言说的思想，是中国语式的重要符号。

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以诗人的感伤气质描绘了农村生活的平凡一景，画中的小女孩孤寂而神情迷茫，陪伴她的只有一头老牛和狗，凝止的春风夹杂着些许忧愁。画中倾注了画家对农民的莫大同情和对未来的翘首以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他同期创作的《老墙》，何多苓再次以悯人的情怀刻画了一个农村小孩。此时的农民是苦难的背负者，画家笔下的农民的神态中除了对未来的迷惘还有着对生活的无奈，甚至控诉。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85思潮的兴起，中国的艺术面临着更重大的考验与格局转变，乡土题材逐渐冷却下来。同时，艺术的市场化，使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民题材几乎无力逢迎日新月异的当代艺术市场，农民题材则逐渐处于滞后的态势。

《1968某月某日雪》、《华工船》都借助于苦难的中国农民形象作为创作载体，回忆了那段满身伤痕的历史。从“伤痕美术”的先驱人物，到关注平凡，程丛林艺术的鲜活来源于用真情实感如实地记录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程丛林在八十年代期间描绘了大量的大凉山的彝民生活场景。其中他历时三年，于1991年创作完成的长63米、高2米的《大地的史诗》展现了乡野大地中送葬和迎亲间的对峙场景，在迎送的冲突中，我们感悟到的是生命的悲怆与动人。从程丛林艺术的转变，已能察觉出人们观察世界的眼光在变。

八十年代涌现的画家大多都有过下乡的经历，源于“知青身份”的切身体验，以及对乡土的特殊情感，“知青”成为八十年代早期油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知青题材相辅相成的是正处于高潮的“伤痕美术”，因此也成为八十年代油画的一大特征。何多苓创作的《青春》，被公认为是“伤痕美术”的先锋之作，将对时代的追思和质问体现到极致。至今，知青题材依旧是当代艺术发展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八十年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形态的引导下，居于乡野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形象也频繁进入大众视野，新颖独特的少数民族题材受到各地画家的追捧，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探索，巴蜀地区则以彝族、藏族、羌族为主要对象进行油画创作。包括罗中立、高小华、何多苓在内的多数巴蜀画家都曾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寻找新的创作源泉。

从八十年代的冉冉升起到九十年代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