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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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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梦雪++陈健++谢振

摘要：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将对女性的就业问题产生新的影响。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就业歧视的原因，发现“二孩政策”的出台会增加企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这势必会影响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现阶段我国女性生育二孩已具有正向外部性，政府在出台“二孩政策”的同时应及时出台配套措施保障的女性的就业权益以保护女性的生育意愿，促进“二孩政策”的出台达到理想效果。

关键词：二孩政策；就业歧视；外部性

：C923文献识别码：A：1001-828X（2016）022-0000-02

一、引言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是我国自1980年严格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对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宣告我国全面进入“二孩时代”。全面二孩政策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提出，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十分有利，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

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女性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女性就业歧视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平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在40%左右。2014年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3.87%，美国为45.84%，日本为42.70%。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又受风俗习惯、历史观念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女性的生育行为是造成对女性就业歧视主要原因之一。作为生育行为的主体，我国“二孩政策”的出台势必会加深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这会显著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使“二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及延缓老龄化问题的作用大打折扣。

二、“二孩政策”的效果及原因

早在“单独二孩”政策之前，有关高校和国家卫计委就曾反复推算和调查，以期得到相对客观的预测结果，为下一步全面“二孩政策”的部署做准备。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的一年申请二孩准生证的单独夫妇却比预期少了将近一半。

究其原因，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国人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成本的上升和城市养老体系的相对完善都使得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减弱。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之前的研究对生育行为的预判过于简单。首先要分析的是全部独生子女家庭的年龄结构，因为生育能力并不等于生育意愿，更不等于生育行为。

以上研究大多从生育成本、生育能力等角度作出解释，但作为生育行为的主体，女性在生育行为决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被忽视。对此，已有学者指出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镇已婚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地位上升，以及他们在做出二孩的生育决策时有比丈夫更多的性别担忧。这是从女性角度分析人口政策调整效果的有益探索，本文将就该角度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分析“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及现阶段女性生育行为的外部性，由此提出相应对策促进我国“二孩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三、“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界对歧视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在生产率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某一劳动群体只是由于其身份的不同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同的对待，这时可以说对该群体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下面将根据他的个人偏见歧视模型论述“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机制。

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仅存在企业主对女性劳动者的偏见，为简化问题，我们假定企业主对女性的偏见仅来自女性的生育行为。假定女性与男性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完全相同，由于企业主对女性劳动者的偏见，他在做出雇佣及工资决策时会假定女性的生产率偏低，为此支付女性劳动者较低的劳动报酬。

我们再假定MRP为该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实际收益产品，d是企业主对女性劳动者生产率贬值的数量。女性生育一胎的生产率贬值为d1，生育二胎后的生产率贬值为d1+d2。当男性劳动者的工资率Wm=MRP时，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由于存在生产率贬值，生育一胎的女性工资率为Wf=Wm-d时劳动力市场才能达到平衡。

企业主的女性就业歧视模型如下图所示。对于具有女性歧视的企业主，如果男性劳动者的市场工资率为Wm，女性的工资率就是Wm-d。在“二孩政策”实施以前，女性劳动者只生育一个孩子，她的工资率就是Wm-d1，市场均衡时的女性劳动者数量为N0，此时企业主的利润为ADEC部分。但是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其雇佣的女性劳动者数量应为N1，此时的企业利润应为ADF部分，非性别歧视时的企业利润高于性别歧视的利润，企业主坚持他们的女性偏见和歧视的损失为L1。

下面我们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后女性选择生育二孩的情况。此时女性的生产率将贬值d1+d2，此时的女性劳动者工资率为Wm-d1-d2，而市场均衡时的受雇女性数量应为N3，但由于性别歧视企业对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