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力作——评《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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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力作

评《“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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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所著的《“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以下简称《“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于２０１３年３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不仅鉴定结果为优秀，而且入选了２０１２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统一组织出版，堪称代表了当前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全书５０余万字，共有十一章，上起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的大和时代（公元３世纪末－公元７世纪），下至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紧扣“日本究竟能否称之为儒教国家”这一命题展开，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日本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从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社会控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角度揭示了中日两国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将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联系，率先提出了日本是“儒教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由此引发了中外学者关于日本儒家文化研究的热潮，“儒教国家”甚至一度成为人们评价日本的主流话语。然而，仅仅依据日本人在战后经济建设中体现出的忠诚意识、内部和谐、勤奋精神等特质，便将日本定性为“儒教国家”，则有失片面。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日本的很多制度、习惯都是与儒家伦理背道而驰的。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国内学界都没有一部从社会史角度阐述日本文化特色的著作。而李卓教授的《“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一书着力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堪称一部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对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变；身份、等级制度的变化；家制度与家伦理对日本社会结构、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妇女与人口问题；近代日本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学界迄今很少涉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提出了如下几个颇为独到的见解：

第一、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非“儒教国家”。

日本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改造本国文化，促进自身的发展，是它开放的一面。同时，深入骨髓的岛国意识又造成日本人强烈的保守性与排它性。历史上日本人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都不曾动摇日本文化的根基。与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日本是佛教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日本是基督教国家一样，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也不能说它是儒教国家。该书对儒家文化被日本吸收、借鉴、改造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指出在日本的律令时代，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制度文明曾经受到统治者的关注和借鉴，而“同姓不婚”、“异姓不养”、“长幼有序”等儒家的人伦道德规范则长期处于被排斥的阶段。即使是在朱子学被奉为正统思想的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对儒家伦理也并未全盘接受，而只是根据其维护封建统治及身份等级制度的需要，吸收了作为政治理念的“大义名分论”和作为道德规范的忠孝伦理。鉴于此，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从时间上说，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精英政治理念是在１７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从内容上说，日本人对儒学所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所以，只能说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非‘儒教国家’。”这一结论的提出有理有据，有助于厘清长期以来“日本是儒教国家”等观点对人们的误导。

第二、应当重视中日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正视历史上日本人最终放弃了中华制度文明。

一直以来，“中日同文同种”的观点甚是流行，也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人们往往只看到中日社会文化的相似之处，片面强调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而容易忽视两国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就使得人们难以深入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方式，导致双方在跨文化交流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摩擦。针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在日本社会史的研究中，比起单纯强调中日社会文化的相似性而言，深刻认识与深入分析两国社会文化的差异更具现实意义。该书指出：“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上‘分道扬镳’表现在近代，但两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事实上，从日本社会发展史来看，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并非简单的吸收和全盘输入，而是有所取舍的。对于此种现象，《“儒家国家”日本的实像》中将其分为了四种类型：即积极吸收模仿型，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表层文化方面；先学后弃型，即最初模仿实施，但在实践中发现并不符合本国国情，便中途放弃，这一类型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吸收改造型，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性吸收，以适应本国的国情及统治的需要，这一类型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方面；抗拒不受型，即对中华文化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予接受，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这一总结极有新意，反映出李卓教授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对日本文化的深度思考。其中对于第二种类型，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