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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讨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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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批评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新闻史研究本体的迷失和错位，二是新闻史观的单一和相近。针对存在的问题，学界普遍提出：深化研究内涵，拓宽研究视野，运用新的方法。

[关键词]新闻史；思路；方法；述评

[]G210[]A[]1671—881X(2009)02—0245—05

随着改革开放后整个新闻学学术研究语境的变化，学界纷纷对新闻史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得到持续关注，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学人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新闻史研究进行了探讨、争鸣乃至批判，提出要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激活相对沉寂的状态。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学人大胆尝试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并应用于写作实践。

学界的研讨主要从批评和建构两个方面展开，集中批评的是新闻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的整体缺失。

一、新闻史研究本体的迷失和错位

本体意识主要针对新闻史研究与政治史、思想史长期不分的状态提出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宁树藩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中抛开本学科的特性，使中国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新闻史主体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而这也是制约新闻史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障碍。”“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

早在1981年7月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举办的新闻史座谈会上，与会者就集中探讨了新闻史与党史、政治思想史雷同的现象及原因，认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四是将新闻史的范围搞得很窄，设置了许多禁区；五是将政治对新闻事业的影响绝对化、简单化。依循“解放思想”的先声，学界持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批评，而反思也继续往前推进：集中针砭政治对新闻史的渗透或操纵造成新闻史研究和写作的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于新闻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而缺少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和自身规律的整体观照。”“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

意识形态化的新闻史研究往往漠视某些史实，造成研究和写作的缺失。“这种缺失主要来自于所谓‘政治正确的约束，在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按照习惯的说法，如果我们把报纸和报人的政治立场分为左中右，那么无疑代表政治正确的‘左这一部分获得了进入历史叙述的优先权，而‘中，和‘右两个部分则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遮蔽，成为新闻史上的盲区”；“近代以来的新闻史，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媒介能否受到关注。对于民营报纸、国民党党报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更不用说日伪政权控制的报刊”；“至今为止的中国新闻史对于传播者尽管有较多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精英人物或浮在历史表层的突出事件的当事人身上，而那些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和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传播者却隐而不见”。

意识形态化写作带来新闻史著作在叙事上的缺憾：以粗线条手法勾勒重大历史事件来建构历史叙述形态，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由此造成强势的宏大叙事模式对“人”的形象的淡化、遮蔽、涂抹。有论者指出，“在目前的研究中，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基本都被淹没了”。

二、新闻史观的单一和相近

新闻史观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发生发展历史的总体认识，它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一定时期的新闻史观受同时期历史观的影响和制约。解放以来，史学研究领域一方面承续实证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宏观架构。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正是吸取了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得以建立，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也在这一背景下确立了长期的统治地位。具体说来，“它以‘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在这种传统的“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下，中国新闻史研究过去已取得巨大成绩，丁淦林先生曾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和方汉奇主持编写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视为20世纪新闻史研究的三次突破：“这三次突破，各有特点，各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大致上说，第一次主要在新闻史料和新闻事业发展沿革描述方面，第二次主要在新闻报道内容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评析方面，第三次主要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方面。”但是，“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对新闻历史的不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