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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仇英的绘画风格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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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约生于明弘治末，卒于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约1505-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寓居苏州。其出身卑微，是名民间漆匠，兼为人彩绘栋宇。仇英以卖画为生，由于天资不凡，深得理法，人物、山水、走兽、楼台亭阁等皆秀丽精妙。尤擅人物画，追摹古法，人物神态自然生动且准确传神，为明代工笔之杰，在画坛声誉卓著。

在明代，仇英以一位非文人画家，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合称“吴门四家”，后升格为明四家。然细观会发觉仇氏的成长经历与其他三人颇有不同，这也造就了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绘画风格。仇氏以精工富丽的绘画风貌闻名画坛，但这并非他作品风格的全部。

仇英的绘画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师承关系

仇英早期绘画受文徵明中年工细深秀风格的熏染，并得到了文徵明的赏识，彭年说“十洲少即见赏于衡翁”。文徵明曾绘制了一幅《湘夫人图》，画上有王穉登题识：“少尝侍太史公，谈及此图云：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当时仇英已至苏州，大约是20岁左右的青年，画艺尚不精良，文不满意他的设色才自己执笔。仇英后来并没有成为文派的传人。虽没有正式拜师于文徵明，但仇英在绘画技法上深深地受到了这位长辈的影响。

然而，对仇英画风起直接变化的是吴中老画家周臣。仇氏自正德十三年(1518)前移居苏州，在1535年前后才真正拜周臣为师。周臣的绘画，主要继承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用笔刚健有力，用墨渲染酣畅。受其影响，仇英远宗南宋李、刘，近承周臣。常仿南宋名迹之作，如临李唐门生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卷，显示出他在早年漆工生涯中刻意求工的写实能力。仇氏还从周臣那里学到了坚实的造型能力与雄劲的笔墨技法，形成中年时期以严谨劲利为主调的艺术特点。

从早期的细密秀润，开始走向以南宋四大家流派以劲健雄放的风格道路，这当中其师周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时期仇英有署年的传世作品有1540年所作的《沙汀鸳鸯图轴》和《双骏图轴》，1542年所作的《摹云林肖像图卷》，1544年所作的《后赤壁赋图卷》等。

在取法周臣的同时，仇英亦吸收了吴派画家的某些技法因素，以锐劲的用笔中兼柔和的笔道，粗细浓淡不同的勾皴染笔锋，组成物象形态的多样性，流露出灵活放逸的笔墨意韵。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然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并开创了青绿山水的新典范。但是，除了师承和文人的影响外，他的风格和他长期不懈地临摹古画，进而突破创造是离不开的。

二、临摹与创新

仇英一生中最多的作品，是对于古画的学习与临摹。作为摹古高手，仇氏曾长期客居于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处，纵观历代名迹，并为项临摹古画数载。仇氏刻意学习前人法度，所绘临本与原作纤毫毕肖，几可乱真。从文徵明对其画“皆不满意”到之后的“随昉便起，未能教也”，可知仇英经过长久临摹，并研究领悟，终于在仕女画上独有造诣。

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外，最根本的是赞助人为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及良好的创作环境，同时也让他得以饱览历代精品，长年累月沉浸在经典的绘画中，弥补了自己诗文造诣方面的不足。而他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应赞助人的要求而作。如仇英为项元汴所画的《孝经图》卷，作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桃村草堂图》轴是给项元汴之兄项元淇所作的；《子虚上林图》是在收藏家周凤来家中，为庆贺周凤来母亲八十岁寿诞而画；另一幅《职贡图》也是在苏州富家陈官的订制下绘的。

大量地摹习前代名迹以及勤奋地创作，使仇英的绘画风格有了突破，进而创新，并具有精工清丽的本色。仇氏运用笔法灵活变化，刚柔互济，皴法多样，青绿设色方法上改变了唐宋的浓丽厚重为轻淡明妍，形成精致秀雅的风格。对此明末鉴定家顾复说得较为中肯：“远师顾、陆、阎、周，近学马、陈、诸、赵，即降笔仿苑中人，必淘汰拙俗而采掇英华。吾见其心师意匠新新不穷，可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者乎。人以其享年不永致惜，而余有说焉……以为实父至今未死可也。”临摹亦成就了仇英较全面的绘画技能，其晚年兼长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种题材，并能驾驭水墨写意、青绿、浅绛工笔等表现手法，呈现多姿的艺术风貌。正如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所云：仇英的“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例如，《临宋元六景图册》和《临李唐山水卷》是仇英仿古人笔意之作，反映出对宋人严整缜密和元人澹逸洒脱技法的领悟之深。《吴郡丹青志》评其摹品：“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可见仇氏在摹古上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绘画取二赵的工细，参用李唐的劲利，文人画的简逸清雅，将宋人的工谨写实技巧和元明人的清逸意趣结合起来，形成全新的风格风貌。明董其昌称他为“真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