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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诉讼主体资格的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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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

［摘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的诉讼制度蕴含着深厚的道德伦理性。其对诉讼主体资格方面的规定，如亲属不相告、卑不得告尊、囚犯无诉权、老幼无诉权等，折射出基于人性而生的对家庭亲情、人伦的维护，其所包含的人权保障等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光芒。我们应借鉴和传承其中的合理性成份，祛除其有违法治原则和人性之处，为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关键词］古代中国；诉讼；主体资格；伦理

D925：A：1672-8653（2015）09-0037-03

［作者简介］杨婷，女，湖北武汉人，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伦理学研究（湖南株洲，412007）。

［基金项目］湖南工业大学2014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明律》诉讼规范中的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4HSX27）。

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的血亲复仇-同态复仇-仲裁和调解-诉讼”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个人化的正义发展到公助的正义以至后来的公力正义，标志着人类逐步从愚昧走向文明。而诉讼作为这种解决人与人之间社会冲突的法律活动，必然需要诉讼主体、诉讼参与者以及代表公正的司法人员的参与。为有效地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纠纷，对诉讼主体资格进行规制，是很有必要的。而如何确定诉讼主体资格，将诉讼活动尽早地扼杀在摇篮之中，构建一个和谐无讼的社会秩序，除了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外，还有赖于道德理念的支撑。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的诉讼制度蕴含着深厚的道德伦理性。其对诉讼主体资格方面的规定，如亲属不相告、卑不得告尊、囚犯无诉权、老幼无诉权等，折射出基于人性而生的对家庭亲情、人伦的维护，其所包含的人权保障等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光芒。我们应借鉴和传承其中的合理性成份，祛除其有违法治原则和人性之处，为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一、亲属不相告

亲属间不容许告发，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以“亲亲”为人之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1]西周时期开始，为了维护“亲亲”的宗法原则，便确立了子不能告父的诉讼制度。《国语·周语》载：“父子将狱，是无上下。”[2]后来孔子将其思想发展为“父子相隐”。汉代儒家“父子相隐”又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的诉讼制度，并为后世沿袭。宣帝本始四年时，专门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至唐代，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延伸至非血亲关系的主奴之间。《唐律疏议·名例》卷六：“……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3]当然，这一原则以不危及统治者的根基为前提，“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4]《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律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然亦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5]《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6]

“亲亲相隐”之所以在中华民族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延存不衰，必有其可取之处。不难理解，这种亲属间不得相告的设定，是出于对人性的呵护与关怀，它体现的是对亲属的爱。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是一切爱的起点。人只有爱亲人，才会由此及彼，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这是人的本能，是人为之人的特有属性。“乌鸦反哺，羊羔跪乳”，动物世界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有道德及法律约束的人类呢？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如果某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较轻，但是“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8]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社会的稳定与家庭的和谐密切相关。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仅危及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更有甚者，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亲情，这种溶于水的血缘亲情是难以割舍的。无论法律对他做出何种裁决，在他们亲属眼中，罪犯始终都是他们的亲人，纵使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亲人的忠实与关爱是基于本能的自然流露。

诚然，从今天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来看，任何公民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惩罚，这样才能维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