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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舆论与尼克松访华一《纽约时报》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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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雅晶

［摘要］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是对当时国际环境以及国家利益的综合分析，但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尼克松政府曾控制《纽约时报》的报道方向，借助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为其访华保驾护航。

［关键词］媒体舆论；纽约时报；尼克松访华

K273：A：1672-8653（2013）01-0017-03

中美关系正常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其实早在60年代末，出于对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然而，普通民众的政治嗅觉往往不那么灵敏，尼克松政府突如其来访问中国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在美国，“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便造就了尼克松与媒体的恩怨情仇。

一、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观及新闻观

1969年，尼克松这个“冷战斗士”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此时的尼克松是一个坚决反共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然而6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迫使尼克松转变固有的冷战思维以及战后美国的外交传统，带领美国迎来了战后对外关系的大转折。此时美国以往的战略优势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第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呈现五极化趋势；第二，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无法自拔，国内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优势地位的下滑，使得以往凭借自身实力推行的外交策略显得不合时宜。尼克松认识到，必须实行战略收缩，“从以优势力量为基础转变为以力量均势为基础”，“从充当‘世界警察’到‘共同分担责任’”。

[1]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不断升级。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不再把中国同苏联相提并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国则可以借此胁迫苏联在美苏关系中作出让步，还可以借助中国的影响帮助美国从越战中脱身。然而，也正是这位促成中美和解的总统，对待本国媒体却不那么友好。尼克松认为“纽约和华盛顿绝大多数的新闻记者、制作人、专栏作家和评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2]他们往往是傲慢并带有偏见的，其发言撰稿人威廉·赛法尔曾说：“我听过尼克松说‘媒体是我们的敌人’不下十次”。

[3]尼克松与媒体结怨始于1848年的“希斯间谍案”。尼克松虽然通过此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但也把自己“从一个相对年轻、媒体关注有限但报道正面的国会议员，变成了华盛顿的争议性人物之一”，“备受当时自由主义记者和意见领袖的反对”。[4]1952年，尼克松赢得公众广泛支持的“切克演讲”被有些媒体评价为一场“自作多情、故作悲戚”的表演，这彻底改变了尼克松对待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的态度。1960年的总统竞选，尼克松与肯尼迪电视辩论以失败告终，一些专家把这归咎于媒体对于肯尼迪正面形象的渲染与尼克松病态形象的有意刻画，这又加深了尼克松对媒体的仇恨。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再度失利，他向媒体发泄了自己所有的怨恨，公开表达了对媒体的不满。后来尼克松虽然凭借塑造的“新尼克松”形象圆梦白宫，但正如专栏作家伊迪丝·艾弗龙所言，尼克松当选总统与美国媒体关系甚微。

虽然美国历届总统都试图控制媒介，但尼克松更多了份对媒体的不信任与敌视。尼克松也很清楚：“公众的支持是总统最显而易见的一股政治力量”。[5]对于国内事务，白宫似乎还有可能规避媒体直接获得民众支持，但国际事务却离民众的知识经验非常遥远，媒体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意见。即使再蔑视，利用媒体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来博取积极的公共舆论也很有必要。

如果说尼克松在对外关系上与基辛格结成了“二人帮”，那么在政府公关上便与霍尔德曼组成了二人集团。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尽可能地减少国会以及媒介的干预。在霍尔德曼的协助下，尼克松尽可能地减少与媒体正面接触的机会，并越过平面媒体，直接通过电视讲话的形式向公众传达信息。同时，有选择性地向媒体提供信息，其新闻发言人总是提供一些不易引起负面效应又确实有东西可写的消息来满足记者的需求。尼克松费尽心机制定的媒体政策，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正面报道以引导公共舆论的方向。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现代总统“必须努力掌控媒体，不仅是为了在政策上取得胜利，也是为了继续推进他们所相信的计划和理念。同时，他们还要竭尽所能地不被发现在操控着媒体。对现代总统来说，对形象的关切应该与对问题实质的关切相当———因为没人能保证好的计划就一定成功。”

[6]这一理念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得到成功运用。二、尼克松为其访华寻求舆论支持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1972年仅有23%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7]尼克松要确保此次破冰之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