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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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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花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文章，阐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含义。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治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历史意义：中国国家转型的制度选择

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制度选择：第一次在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选择。第二次在军阀专制与党建国家之间选择。第三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选择。第四次是在工农国家还是人民国家之间选择。第五次是在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

理论意义：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一份纲领性文献，其主要贡献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聚焦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究竟应如何展开、如何方为有效。这表明，我们党在理论总结和系统布局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作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样的认识，第一次清晰地把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论依据、发生基础、文化养分、民心向背之间的关联结合了起来，第一次把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根基、历史伟力和未来功能之间的关联统一了起来，第一次把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经验、实践规律与未来愿景之间的关联统一了起来，形成了极富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新认识、新判断。

首次总结“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碼。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三者的有机关联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首次为“中国之治”作出战略规划。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重要时间节点，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这是全会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问题的战略谋划，表明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图谱。为在

宏观时间表的基础上落深、落实、落细战略规划布局了制度建设的路线图。全会在提出坚持和完善的十三项制度时，对八个相关制度、体系、机制作出新表述，诸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