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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涑水记闻》一书对王安石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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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博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一名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他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编撰历时十九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一向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涑水记闻》一书，便是他记载宋朝开国以来所见所闻的一些军政大事、历代皇帝、文武大臣、朝章政典、契丹、西夏等有关事项，并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通鉴后纪》之用。”

“经过中华书局校点辑补后的《涑水纪闻》，其条目的总数共为四百九十六条，而其被引录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的为一百九十二条，被引录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为二百一十二条，被引录于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中的为一百二十八条。上举诸书，除《事实类苑》对当时以及后代历史学界的影响还不算十分重要以外，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则都是南宋以来的谈论北宋史事和评价北宋人物所凭借的重要历史材料。

《涑水记闻》一书对王安石的记述主要是记载在卷十五、十六中。

卷十五(422)记载：“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于介甫日：“安道人，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

这一条目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中也有记录，原文为：“癸(夕卩)，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方平乞免宫使，求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辞诏，依旧供职。其后上欲用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日：“当晚集更议之。”因私於安石，日：“安道人必为吾属不利。”翼日再进呈，其事遂寝。”

张方平在神宗时，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与王安石多有不合，极力反对变法，司马光记述这条记载，主要是为了表达他对王安石与手下极力排斥反对者，而强行推广新法的不满。此条记载被李焘记录下来，更进一步扩大了此事的知晓范围，从而对于后人评价王安石用人不善，提供了佐证。王安石在用人上，常为后人所诟病，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用人哲学，为其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污点，其所用之人，诸如吕惠卿、章淳、蔡京等皆是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这些人极尽逢迎之能事，取得王安石信任，也为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

卷十六(426)记载：“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外补，几十年，经三赦，大临纔得待制，颂纔得秘书监。及熙宁十年圜丘赦，颂除谏议大夫。”

以上两条记载通过举例，表现了王安石对于他人“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的用人原则，更深刻地表明了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用人不善的责备，此两条记载都被李焘收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中，卷十六(426)这条记载也被《宋史?苏颂传》引用，进一步扩大了此事的影响力，加深了后人对于王安石在用人上“顺我者昌，逆我者王”的印象，对于变法最终失败的人才因素的分析中，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卷十六(430)记载：“初，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日：“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介甫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

此条司马光主要是为了说明王安石心胸狭窄，随意揣测他人言论，而怀恨在心的不良心理。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神宗皇帝称他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王安石却不愿与他同朝共事。熙宁二年(1069)九月，安石颁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的强烈反对，认为此法根本无法达到“抑兼并、济困乏”目的。后来，王安石既然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并公布于天下。司马光认为正为由于他这种报复心理使他极易成为他人排斥政敌的棋子。《涑水记闻》中此条记载被宋朝祝穆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八引用。

卷十六(431)记载：“上将召用介甫，访于大臣，争称誉之。张安道时为承旨，独言：“安石言伪而辨，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司马光记录此条，可以说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彻底否定，具有很大的批判效果，此条也先后被朱子撰写的《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三、潘自牧的《记纂渊海》卷五十二引用。尤其是在祝穆撰写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八中有如此叙述：吕献可任御史中丞，将对崇政殿司马温公密问曰：“今日欲言何事?献可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温公愕然。献可正色曰‘王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竦若在侍从，犹可容置。诸宰府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