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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川北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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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敏

[摘要]建国初期，川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川北区党委、行署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当地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成功地开展了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建政，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建国初期；川北区；民族政策

建国初期，川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要迅速打开局面，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行署非常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坚决贯彻[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成功地开展了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党在川北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为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顺利开展民族工作

建国初期，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事关全局。首先，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开发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由于历史上封建统治者长期在民族地区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事实上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对立甚至仇视。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初期，党要迅速取得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信赖和拥戴，就必须消除民族隔阂，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本民族的公众领袖，同本民族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本民族群众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传统影响。西南不少民族直至民主改革前，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部落社会等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传统的血缘身份关系仍强烈地影响、约束其成员，民族上层对新政权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本民族的大多数群众，因此，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团结他们合作共事，是建国初期川北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其次，我党能够与西南民族上层结成统一战线。在旧中国，少数民族上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既是本民族内部的统治剥削者；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和歧视，具有反帝、反封建压迫的强烈要求，这是民族上层与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鉴于西南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以及民族上层人士的特殊作用，建国初，我党开展西南民族工作的重点是“疏通民族关系，团结民族上层，团结一切愿意与我党合作的人士，搞好民族团结”。只有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通过他们团结各族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孤立打击国内外敌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

川北区有回、藏、羌三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族12000余人，2300余户，主要散居在阆中、青川、广元、盐亭四县；藏族6974人，1300多户，主要聚居在平武，分黄羊、白熊、虎牙三大部落；羌族人数较少，主要居住在北川。尽管人数不多，但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严肃问题。解决好民族问题，关系到全区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与繁荣，因此区党委仍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解放前，平武藏区还存在显著的部落社会的特点，上层人物是土司、番官、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非常拥护，但他们对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仍存有疑虑，因而处在观望、动摇和犹豫之中。

针对一些民族上层的这种心态，川北区党委广泛、深入地组织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亲自做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1950年5月，筹备召开川北首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平武藏区选举两名藏族代表来南充开会。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藏胞思想上顾虑很大，怕去了回不来，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要平武县委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藏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1950年6月23日至7月1日，川北区第一次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川北行署驻地南充市隆重召开。胡耀邦亲自接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平武县少数民族代表段加、陈则修，王蜀屏，向他们详细询问了解平武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要求他们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筹建民族自治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期间，胡耀邦还单独接见了参会的中共平武县委组织部长刘福亮，满怀深情地嘱咐他：“平武有少数民族，在我们川北地区是十分宝贵的，你们一定要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

同时，胡耀邦了解到在平武县藏区很有影响的白马路三大番官之首杨汝，因心存顾虑，称病不出席这次会议，便亲自多次带口信动员杨汝。1951年6月，杨汝终于参加了川北行署在南充召开的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联席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的小组座谈会上，胡耀邦亲切地说：“共产党关心少数民族，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杨汝深受感动，消除了顾虑。

在川北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各级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区党委贯彻《共同纲领》关于民族平等、自治的精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