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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家藏书开放流通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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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平程少涛

关键词：私家藏书;借抄;开放;管理;刊刻

摘要：清代藏书家的藏书建设经历了互借互抄、藏书刊刻和藏书开放管理等阶段，逐渐形成了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私家藏书得以对公众开放阅览，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赞誉。私家藏书的开放流通对社会文化、学术与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G256：A：1003-1588（2020）10-0138-03

清代学术繁荣，藏书之风盛行，私家藏书达到顶峰，出现了品种多样、学术水平较高的专门藏书，并逐渐形成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为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踐基础。

1藏书借抄的流通思想

清代藏书家在藏书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藏书家、学者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关系，以获取书籍线索。藏书家之间、藏书家与学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借阅、抄录，或抄自官藏，或抄自私家，或亲自抄写，或雇人代抄，形成了密织交错的藏书交流网络，丰富了民间藏书，提升了典籍抗灾能力。

清代是我国古代私家藏书互借互抄最活跃的时期。清初大臣魏裔介曾作《借书说》：“故凡借书者，当视其人。其人为吾性命之友也，则可以性命之书借之;其人为吾经济之友也，则可以经济之书借之;其人为吾文章之友也，则可以文章之书借之。”[1]他鉴于书籍获取不易，提出书可借，但不可轻借，借书应视借书人的目的，有条件地向外界开放藏书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已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曹溶的《流通古书约》[2]与丁雄飞、黄虞稷的《古欢社约》[3]使清代藏书的互借共享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之路，促进了当时及后世藏书家在藏书开放思想上的进步与实践。乾嘉时期，以黄丕烈为中心，在当时的文化、学术和藏书界形成了密织交错的藏书交流网络，黄氏除与周锡瓒、顾之逵交往密切外，还与汪士钟、张绍仁、张金吾、孙星衍、鲍廷博、钱大昕及洪亮吉等藏书家书缘关系密切，“彼此收书互相评骘，倘有不全之本，两家可以合成，必为允易”[4]。这些藏书家彼此切磋、交流经验、讨论版本异同、互校互抄，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藏书风气，为藏书家扩充藏书、学者治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向大众普及了书籍流通与开放借阅的理念。

潜心于藏书与治学的朱彝尊走访了我国大部分地区，锐意访书、穷力购书、竭力抄书，北至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南至浙江、广西、云南等地，广泛借抄于各地藏书之家，每抄录一书都详加校勘考证。他在史馆修书时因抄录史官典籍丢了官爵，但并不在意，还设计偷抄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颇具传奇色彩。在拥有大量藏书的基础上，朱彝尊在治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从藏书家个人持书、借书、抄书，到藏书家之间借书、抄书，个人的藏书开放观念逐步转变为群体意识，推动了清代私家藏书的开放和流通。

2藏书开放的借阅思想

开放借阅是清代各类藏书系统实现开放的基本方式，能较好地预防书籍的散佚，充分发挥书籍的利用价值，藏书家们也提出了各自的藏书借阅观点。周永年提出“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他积极倡导书籍的流通与传借，提出了“天下共读之”的公共儒藏思想;呼吁“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5]，与好友共筑“藉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6];将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并与人相互传抄，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发挥了开放式藏书楼的作用，使私藏图书“供天下读书之人”借阅传抄，促进了书籍的流传与利用，其友章学诚被他的热情所打动，撰写了《文史通义·藉书园书目叙》，予以称赞。周永年的藏书开放借阅思想使我国古代的藏书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唤醒了社会责任意识，人们开始将藏书的功能与价值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进行思考和探索，推动了社会公共、公益领域的进步，他也成为清代藏书流通与开放思想的重要代表。

一生嗜好读书的孙星衍，有感于“昔之聚书者，或赠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为子孙售卖”[7]，提出藏书要置之家祠、公之族人的借阅思想，在奉父命建孙氏祠堂时将私藏书籍“予故置之家祠，不为已有”，强调祠中书籍供教授族内子弟所用，体现了其藏书致用的开放思想，属于化私藏为公藏的行为，促进了社会私人藏书的公共化发展。

出身贫寒的国英，广搜博购，鉴于“版籍多燬于火，书价大昂，藏书家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无书可读”[8]，提出了与人共读、成己成人的观点，并以一己之力建设“共读楼”，所藏之书多为通读之资，“楼下设有桌凳”，“诸邻友入楼后即比次而坐”。国英编有《共读楼书目》，制定了系统的书籍流通借阅服务制度“条规”，揭示了藏书内容，指导读者正确利用藏书，为寒儒读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