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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陶瓷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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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的作者受西方学者影响，为瓷器制定了三个标准“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A1203的提高和Fe203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令笔者长期感到困惑的是，用此标准来定义中国古瓷器并不合适。就拿第一条来说，如果此条成立的话，我国古代许多最优秀的瓷器品种都要被排除在外，越、汝、钧、哥、官、建、龙泉、耀州等等都不能算作瓷器，因为它们胎体的Fe203含量按照该标准都严重超标。更不能让西方人理解的是，我们祖先为满足审美需要，还经常向含铁量低的瓷土里添加含铁量高的矿物材料，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杂质”。再看一下第二条“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我国古代的硬质陶都达到了这一烧成温度，“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又有谁把它们算作瓷器呢？与此相反，最负盛名的宋代汝窑器的最佳烧成温度仅1180℃，敲击时也无清脆的金石之声，又有谁不管它们叫瓷器呢？其实瓷器与陶器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釉，有高温釉（非低温釉）者称为瓷器，无高温釉者称为陶器或炻器。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瓷器诞生的过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人们已经普遍使用瓷土来烧[来自Www.lw5u.coM]制硬质陶器了。当时采用“裸烧”工艺，也就是说，坯体不装匣钵，码放在一起，直接与窑火接触。在多次实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烧窑用的木柴燃烧后变成的草木灰，如果飘落到烧制中的器物表面，就会形成一种玻璃状物质，它能大大提高制成品的表面硬度并降低吸水率，后人称其为釉。俗话说：“无灰不成釉”，早期的釉，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多出现在器物的朝上部位，又称天然釉。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钾、钠、磷、钙等元素，在陶瓷烧制过程中可以起到降低瓷土熔点的作用。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发现，如果把草木灰与瓷土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再施涂到坯体所需的部位上，烧后就可以形成釉面，原始瓷器就这样诞生了。由此可见，区别陶器与瓷器关键就在于釉。

既然瓷器与陶器的本质区别在于高温釉的出现，那么制釉工艺的进步才是瓷器发展的历史原动力。多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照搬西方人的说法，把中国古瓷器的釉，简单分成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含钙量在10%以上的釉统称作石灰釉，含钙量在10%以下的釉称作石灰碱釉。我们从中很难领悟到，中国瓷器在三干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都有哪些进步和发展。根据笔者研究，在中国瓷器历史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三次重大技术变革，它们都与制釉技术的进步有关。我经常给前来求教者出一道题，问他们“早期德清窑黑釉瓷与宋代磁州窑黑釉瓷以及清代景德镇黑釉瓷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是什么？”结果很少有人答出。实际上，他们代表了历史上三个时期的不同制釉工艺。原始德清窑黑釉瓷是早期胎釉同源制作工艺的代表。宋代磁州窑黑釉瓷是采用胎釉分制天然矿物釉制作工艺的代表。清代景德镇黑釉瓷是采用化学釉制作工艺的代表。

中国最早的瓷器为青瓷，人们习惯称它为“原始青瓷”。由于原始青瓷采用胎釉同源的制釉工艺，其成色并不稳定，要视胎土中的铁含量而定，铁含量相对少者则色浅，呈青黄色，铁含量相对多者则色深，呈黑褐色。这种胎釉同源的制瓷方法大致延续了两干多年，直至南北朝时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现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从胎釉同源走向胎釉分制。这次技术革命的出现，恐怕与第二次引进琉璃釉制陶技术有关。

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汉绿釉”、“唐三彩”就是古代琉璃釉陶器的典型代表。中国古陶瓷界长期以来固守着一种说法，就是琉璃釉的“自主发明”说。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琉璃”一词，古已有之。它应当是古希腊语的译音，泛指人造玻璃制品。1983年出版的《辞源》对“玻璃”一词作如下解释：“古代所说的玻璃大抵指天然水晶石一类，有各种颜色，非后世人工所造的玻璃”。由此可见，玻璃和琉璃在古代各有所指，前者是指天然水晶，后者才是现代人所说的“玻璃”。由于低温铅釉本身也属人造玻璃的范畴，是由铅玻璃发展而来的，只是把烧制铅玻璃的材料涂在了陶器表面，所以低温釉陶也叫琉璃器，至今人们还习惯将施有铅釉的彩瓦称作“琉璃瓦”。现代人所称的“汉绿釉”和“唐三彩”，古称就是“琉璃”。

早在埃及先王朝巴达里文化期（前5000年前4500年，相当于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挂琉璃釉的冻石，这是古代埃及人制造色彩美丽的人工石制品的一种手段，尤其在缺乏珍贵石料资源的埃及，为了满足社会对青金石的大量需求，只好试产这种人工制品。前4000年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普遍使用玻璃釉料，人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