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的流变分析豪放词之不能不谓之别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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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的流变分析豪放词之“不能不谓之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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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璇

摘要：无论是从创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而言，豪放词长期被认为是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坛的“别格”或“变体”。这一观点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豪放词的发展流变过程探讨词风的“正变”观。

关键词：宋词豪放词词学理论

：G63：A：1003-9082（2020）05-0-02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词进行分类，但最为普遍的应该是从词的主题和音律风格将其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

南宋时期的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更耐人寻味的是苏轼本人还“为之绝倒”，说明苏轼本人也没有反对幕士的这一高论。明代的张綖在《诗馀图谱》中提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自此，词学界首次出现了豪放与婉约这两大基本范畴，并且普遍认为柳永词娇婉细腻，是婉约词的代表;苏轼词则豪情万丈，是豪放词的楷范。是否严格遵守音律、语言以旖旎含蓄为主还是以恢弘雄放为主成为区分婉约与豪放的重要标准。

尽管唐宋词人从未有意识地将自己归为婉约或是豪放词人，但自从这两大流派被提出，词学界对此就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婉约派与豪放派之说几乎成为唐宋时期所有的词人非此及彼的规范和定性。《四库全书提要·提要》记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此处虽然没有像张綖那样明确标举婉约和豪放两大范畴，但言下之意很明显，“花间”是词源，婉约为正宗，苏、辛乃“别格”。由此可见，这种“偏见”在婉约与豪放之分出现时就产生了。

其实，从词的起源角度来看，豪放词不但不是婉约词的“变体”，甚至豪放与婉约到底是谁产生在前都还值得商榷。在整个流变过程中，词之所以能够从“诗歌余事”变成与诗并驾齐驱的一种诗体，到宋代一跃成为“一代之文学”，豪放词同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风格豪放的“百代词曲之祖”

中唐时期，格律诗发展至巅峰，逐渐走上了注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弯路。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开始推动诗歌革新（其实是复古）运动。在民间，一种更为古老的“歌诗”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也已经发展成熟。受歌诗影响，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词也在民间开始出现，题材极为广泛，所有入诗的题材皆可填词。同时，词牌的音乐以西域传入中原的胡乐为主，音律没有限制。由于对词的内容和风格的局限远没有晚唐五代之后严重，根本没有婉约与豪放之分。这种新颖的诗歌体裁形式活泼，格律新颖，可吟可唱。不少文人在诗歌创作之余，也会有信手拈来的佳作。李白所作的两首边塞词《忆秦娥》和《菩萨蛮》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其创作风格苍凉悲壮，特别是《忆秦娥》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作结，隐喻山河兴废，气势颇为壮大。这难道不是我们现存最早的豪放词？当然，白居易的《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也值得我们关注，其风格与以后的婉约词是何等相似，但从“词人”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显在其后面。因此若从词的起源这个角度，认为婉约词在唐代就为词之正宗，还有待考证。

文学作品始终是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唐代社会从安史之乱由盛而衰，但从唐中宗开始仍有几十年的中兴，社会比较安定。因而中唐词无论从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蓬勃朝气。而自晚唐开始及至五代，随着朝代频繁的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场景随处可见。当时的文人深受触动和影响，词的题材也随之渐渐狭窄，风格逐渐受到局限，变成了闺阁之中，一室之内的游戏之作，自此才渐渐发展出了所谓婉约词风，并一度成为主流。

二、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和柳永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结束了五代的动乱，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宋初社会百废待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文人士大夫们也一扫之前的郁郁寡欢，宋初文学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时代。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咏出“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我们再次在词中听到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声音。

然而，范仲淹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雖然文学造诣很高，但其作品首先是为了他的政治理想服务，像《渔家傲·秋思》这样的作品，也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偶然创作，数量少且不成体系，也很难被其他词人效仿。

我们不妨再看看与范仲淹同时期的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初年的文坛领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文学成就的重点并不在词，但他有一首《蝶恋花》广为流传。“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句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