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对于核心家庭之上的基本行动单位认同感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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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于核心家庭之上的基本行动单位认同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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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区域整合战略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基本自治单元的乡村由于地缘分散,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管理存在间隙,仅靠“村两委”作为民主自治进程和协商民主推进的发力器无疑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方面捉襟见肘。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方法,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探寻村民对核心家庭以上的基本行动单位的认同感如何及其心理归因,并通过深度访谈和持续不断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在村民认同感影响因素体系中包含自治形式语境、内生价值语境、和双层认同语境三种语境因素,其中前两个语境是村民认同感的间接影响因素,后者通过核心家庭利益观念和经济效益因素直接影响认同感。本研究在拓宽民主自治内涵和治理主体多元化方面都有将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双层认同的全新理论视角。

关键词:核心家庭;认同感;扎根理论

对于普通农户来讲,其基本利益实现单位和生产消费的基本单位都是以血缘维系的家庭,由于受到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的制约,农业的家庭经营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交易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所特有的农耕文明使中国的农户以家庭而非个人的利益为行动的首要原则,这是由于中国人对于核心家庭利益的认同,根据费孝通先生对于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理解:“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而社会范围就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定是越推越远的,也越推越薄的。”[1]中国人是以家庭为本位,而不是一个人为本位,那么这样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是否有能力解决合作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农村社会需要有建立在核心家庭之上的合作和基本行动单位来保证日常农业生产和文化的传承以及秩序的维系[2]。

我们所提到的农民自组织是以乡村内生治理秩序为框架,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协商民主,协同共治,互帮互助的自治组织。它可以有多种形式,以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社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也可以是非营利性质的妇女联合会、红白理事会、百姓调解团等组织为代表的农民组织[3]。也可以是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宗亲会和血亲会等宗族组织。这些组织有效的解决了对内合作和对外抵抗的问题,范围和权力在家庭之上,可是问题是这类基本行动单位一旦超出了核心家庭的组织认同范围,是否能在核心家庭之上形成一种认同感,内化为村民认同的一部分呢?换句话说村民对于核心家庭之上的基本行动单位是否具有认同感,这是考察村庄中的基本行动单位能否拥有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重要指标[10]。

而农民对于组织的基本认同感构成了基层民主自治和农民合作组织的核心价值选择,这种认同感在核心家庭利益之上的农民组织介入乡村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是否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决策进行干预和影响[9]。

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仅仅凭借村民参与人数的多少和基本行动单位的运行状况来考察村民对于核心家庭以上的基本行动单位的认同感,因为对于农民个体来讲,认同与否的问题与复杂的农村社会环境及农民自身利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本文着眼于村民对于基本行动单位的多方看法和态度的深层次心理归因做出归纳和分析,以期真正了解农民参与社會化组织的核心因素,并针对乡村治理的基本组织秩序提出改善建议,使村民自治进程得以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把握机遇,达到善治。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村民对于核心家庭之上的基本行动单位的认同感,而国内外仍然没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支撑本文的研究,量化指标的测度方法对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来讲也不太适用,所以本文采取归属于质化研究方法的“扎根理论”来对本文的认同感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和演绎。

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两位学者发展出来的,发表于1967年的《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策略》一书中,后由社会学家们不断发展和扬弃,期间也经历过分流但其经典方法一直被质化研究学者们所广泛运用。即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构建实质理论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6]。通过田野调查而获得一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过程,并在编码的过程中采用持续比较的方法在数据与数据,范畴与范畴之间,属性和范畴之间进行比较,直至发展出实质性理论的一种方法[5]。

本文采取非结构化问卷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根据理论相关性数据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抽样的指导原则进行抽样,但是考虑到村庄权力主体的当事人会因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属性对本调查的真实性造成困扰,本调查的受访对象多是35-60岁之间的“非五保户”、“非农民组织负责人”和“非村干部”的“三非人员”。这部分人群对于基本行动单位的认同与否表现较为明显,观察较为客观,在深度访谈的过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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