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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耶路撒冷》的乡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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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描写了一群出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故乡出走者，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经济能力，但却始终怀着无法开解的乡愁，这乡愁的意义超越了“70后”的生活经验，是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新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们普遍面临的困惑。

关键词：《耶路撒冷》“70后”乡愁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以初平阳卖房留学及其为《京华晚报》写的专栏为两条主要线索，围绕“景天赐”一章展开所有冠以人物名字的章节，前后对称，彼此之间又各有联系，构成一个层层连缀的放射式蛛网结构；主人公们的际遇也以故乡为一个原点：出于对不光彩往事的规避心理、对未来梦想与人生的摸索追寻，这群“70后”选择出走，逃离了故乡；如愿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代表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处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呼吸困难，于是开始怀念故乡、追忆往事，渴望得到心灵的救赎；当故乡的回忆开始遭到毁坏和改造时，他们又被集中到故乡这个原点，可惜此故乡非彼故乡，以初平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其精神困惑与伤痛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去往遥远的“耶路撒冷”可视作寻找新的心灵故乡。从故乡到异乡再到故乡的“离去-归来”模式中，“70后”们的当代乡愁愈发突出，无处安放的乡愁最终成为城市中的游子们共同的精神伤痛。

一.到世界去——追寻与逃离

《耶路撒冷》中的“70后”们在长大后都离开了花街，在外面广阔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到世界去已然成为年轻人生活的常态”[1]，这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下青年的现实情况：一方面，故乡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充满无限可能，而故乡的进化速度相对缓慢，新成长起来的一代“70后”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领略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2]，为了拓宽自身生命的可能性，他们选择“走出去”、走出花街，例如杨杰，他最终到北京当起了水晶生意的老板；再如初平阳，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淮海教书，却因为忍受不了枯燥琐碎的生活，考研去了北京。

另一方面，故乡的“滞后”，以及儿时犯下的错误，使长大成人的游子们产生了规避心理，最亲密、最纯净的“故乡”同时又是“原罪”的起点，在《耶路撒冷》中即表现为各位主人公对景天赐的讳莫如深：景天赐是秦福小的弟弟，小时候在运河里游泳时被闪电击中而精神失常，在受到一次刺激后自残致死。景天赐的死主人公们都负有责任：是易长安鼓动天赐在闪电袭击的运河上继续比赛游泳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杨杰明知不该，还是送了已经精神失常的天赐一把手术刀；秦福小眼睁睁看着弟弟自残，错过了抢救时机；初平阳是目睹天赐自杀而逃走的胆小鬼、秦福小的“帮凶”。儿时的单纯已经演变为最不可饶恕的恶，嫉妒、懦弱、虚荣……原本微弱的恶意促使了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离“犯罪现场”，在繁华的城市文明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以求忘却，这时对于故乡的逃离已经成为了对自身的“恶”的逃离、对“善”的追寻。

因为追寻理想、逃避故乡所代表的“原罪”而逃离故乡，这是《耶路撒冷》中的“70后”主人公们经历的第一个阶段，相较现代城市中的游子们出走的现实原因，作者放大了一个“原罪”的因素，凸显了现实出走者们对于故乡的落后与束缚的恐惧，加上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共同导致了从故乡出走的行为。远离了生养自己的双亲与故乡，现代游子们心中的负罪感与追忆、思念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乡愁无法开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向故乡的靠拢以至回归

成功“逃出”故乡、初到城市的兴奋和喜悦慢慢消失后，年轻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理想中那么完美。空气的污染、物质的严苛、人际的疏离等等，多少都打击了年轻人们的热情。

尽管存在着心理落差，但《耶路撒冷》中的“70后”主人公们大多都仍抱持着理想主义，与冷漠的现实交战：初平阳辞掉了枯燥的工作，毅然两次跨考北大；易长安从当乡村教师到办假证都随遇而安，在被警察追逐时仍要住最好的酒店、与陌生女人做爱，无时不贯彻他的生活美学；杨杰变成了一个不事应酬的商人，修身养性祈求内心的平静；秦福小只因男朋友吕冬对于“私奔”的爽约，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未婚单身却领养了一个孩子，只因为他长得像自己死去的弟弟。他们的理想主义代表了被现实挤压的年轻人们美化生存的愿望，有这样一群并不随波追流的年轻人，在尽可能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阵地。

在强大的社会洪流中坚守原则是异常困难的，年轻人们进行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仍是在《到世界去》这个专栏中，作者写道：“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数计的负氧离子……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呆在星星稀少的北京。”[3]他们的乡愁是理想主义式的，在严酷冷漠的现实中，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质朴、真率、包容性的存在，故乡有最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