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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甘为“太空纤夫”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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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光景究竟如何?“此景只应天上有”让中华儿女明白,“天上”的酒好、景也美,总之一切都是美好的。直到今天可爱的中华儿女还会想要知道“王母的蟠桃熟了吗?织女和牛郎今年还会相会吗?漂亮的嫦娥依然寂寞吗……仰望星空,头脑中却从来没有停止对星空的探索,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能够摘星揽月,邀游太空。而航天人却一直在用最不浪漫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最浪漫的梦想。
航天人常常喜欢这样来形容他们自己的事业;“看起来热闹,昕起来感动,说起来光荣”,但还有下半句:“做起来艰辛,过起来清苦”。整句话说出来的既有心酸,但还有更多的欣慰和成就感。戚发轫院士投身航天事业近半个世纪,不但历经了第一枚导弹的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更是亲自设计并放飞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50年的时间,可以让满头青丝染成霜,也可以让曾经矫捷的脚步变得缓慢迟钝,更可以让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从此两世分隔。纵使尘满面,鬓如霜,戚发轫院士依然面带笑容,去实现中国人最浪漫的太空梦。
本期《大家栏目》和大家分享的人物很多媒体都喜欢称呼他为:戚总。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一戚发轫。
廖芳芳
本刊记者=S
戚院士=Q
坚持执着终成勇士
S:戚院士,您好。每个人在小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名人民教师,您老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啊?
Q:戚院士:高中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梦想,就是想造飞机,对飞机又爱又恨。童年时期日本还没有战败,在大连见到过美国B-29轰炸机经过,日本的飞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感到美国的飞机很神奇。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常常到东三省轰炸,但是从来不到大连来。老师告诉我们是因为大连有苏军,而苏联有强大的空军,美国就不敢来。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中国也有厉害的飞机,别的国家也就不敢欺负我们了,我长大了就一定要制造那种最厉害的飞机。恨在于飞机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高中生负责把伤员从船上送到医院。很多伤员都是因为飞机扫射轰炸,情况惨不忍睹。基于对飞机的这种爱恨,我就把制造飞机作为了自己的一个梦。
S: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您第一志愿是航空,第二、三志愿还是航空,但毕业后您从事的却并非航空事业,您有过遗憾吗?
Q:说没有遗憾是假的,大学毕业了,航空梦似乎快要实现了,但是又偏偏因为现实原因而不能实现,心里面还是有点小小的郁闷。因为我并不知道导弹是干什么的。
S:梦想与现实冲突的时候,您选择了服从现实。您给我们谈谈当时是怎样调整心态,投入到导弹研究事业中去的吧。
Q:当时社会的观念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也坚信,服从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大体现。更何况当时的社会环境需要我们投身导弹事业。
S:五六十年代,很多中国学者都去苏联学习过,您有没有去过?
Q:没有,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本来我也是有机会去苏联深造的,而且,我也为此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学习俄语。就在我满心欢喜准备赴苏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说由于我们是军人身份,苏联不接受。为了能够学习到苏联的先进技术,组织安排我们脱掉军服。但由于我是学导弹火箭总体设计的,苏联之行最终没能够实现。只能在国内向来华的苏联专家们学习。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全部资料。中国的导弹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千了。这就是航天精神的核心——自力更生。
S:当年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过程中,孙家栋院士顶着风险,在各个部门挑选了18名技术骨干来实现中国的卫星梦。我翻阅了“航天十八勇士”的花名册,您老是其中一个“勇士”。
Q:是啊,因为这一次“点将”,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之前我一直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制工作,这次点将让我的事业转向了卫星研制工作。
S:当您得知被点将去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您情愿吗?
Q:说实话,当时我心里面很矛盾。如果我同意了,‘一方面,就表示我必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的工作和研究要从头开始;另一方面,生活上也会带来很大困难。当时我家住在南苑地区,爱人在城里上班,我要到海淀区上班,家里小孩无人照看。但是,如果我不同意,又与我一贯坚持的理念相障。既然国家很迫切要研制人造卫星,我就必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何况又是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的。最后我与其他17名技术骨干调入现在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总体设计部,成为了“东方红—号”的“航天十八勇士”。
S:作为“勇士”之一,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Q:我们十八个人是按照组建总体设计部的需求,来自不同的专业:孙家栋是卫星的总体负责人,我是负责总体和总装,还有搞控制、结构、遥测、测试等专业的。1969年初,空间研究院开始搞政治运动,很多人被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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