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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法治思想

一、

法古字为灋或廌，相传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其根本义是

刑法、法律和法度，引申义为标准、方法、规章、制度、模式、道理、仿

效等。韩德民认为《荀子》文本中的法具有四类含义：一是效法、遵循、

模仿;二是标准制度;三是政治性国家具体制定的法律规章;四是与其它字

促成的合成词。[8]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呈现三种意涵：一为刑法，法

与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汤刑、周朝之吕刑。魏相李悝集诸国刑

典造《法经》六篇，改刑为法。他视法刑一体：法，刑也。刑，常也，法

也。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云：法者，刑罚也，所以禁暴止奸也。二为法

律。法往往与律通用，据史籍记载，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中国古代法典大

都称为律，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

宋代称刑统，元朝称典章。管仲最早把法律联用：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

绳墨也。然而，作为一个组合词，法律直到清末民初才被世人普遍使用。

三为礼法。中国古代，礼作为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一种社会标准，有时与法

相通，礼即法，法即礼，违礼即违法，譬如周礼即蕴含着某种刑法条

文;[9]但一些习俗性的、仪式性的礼并不是法，因而，礼不一定非要诉诸

刑罚。[10]

礼治主义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又具有礼体法用的治道特

征。先秦时期，礼与法经历了合一、别离和重新合一的三个阶段。如果说

夏商周三代礼与法浑然一体，法的观念较为淡薄，礼外无法，法与刑附属

于礼，那么，春秋战国早中期不但出现了儒家与法家的礼治与法治的别离

和对立，而到了战国后期礼法那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11]儒家关于礼治

与法治关系的治道思想大致表达为三种情形：

(一)礼法分治

所谓礼法分治，大体有三层意思：一那么是儒家将礼与法看作两种不

同性质和功能的治国手段;二那么是儒家认为礼与法具有不同治理的适用

范围和对象;三那么是儒家把礼与法作为两个单独的范畴加以使用。

客观地讲，与先秦法家重法不同，孔孟不太重视法治，但说儒家一点

没有法治精神恐怕也不符合事实。《论语》有两处用到法字，其中有大舜

告诫大禹所说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12]由此说明

大舜注重用法度治世的政治责任。

《孟子》用到法字有11例，许多是取动词效法效仿之意，譬如，孟

子曰：今言王假设易然，那么文王缺乏法与[13]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

为王者师也。[14]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

王之道也。[15]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16]

等。有时那么是意指楷模范式，例如，在论及君子之忧患意识时，孟子讲：

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17]舜为天下的楷模，其名声可传于后世。

而与治国理政实质相关的主要有：

一是君子行法。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

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

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18]他首先揭示了人不同

的道德精神境界，最后强调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遵循天然的道理去做，以

等待命运的安排。必须指出，此处的法并不是指刑法、法律、法度，而是

指一般性的、标准模式尤其是天然道理;并且，孟子说的君子行法以俟命

并不是旨在宣扬宿命论，而是凸显君子对人类本性和自然规律的顺从。

二是法而不廛。在阐释王道政治过程中，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俊杰

在位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五大

治理使命。[19]朱熹注解道：廛，市宅也。张子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

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那么廛以抑之，少那

么不必廛也。[20]所谓法而不廛，通俗地说是指君王应当推动官方依据法

规收购长期积压于货栈的货物，以保证商人的利益。可见，孟子不乏依据

法律经世济民的观念。

三是法家拂士。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先后阐释了重礼、尧舜之

道、仁义之道、名实之辨、王霸之辨之后，讨论了个人要担当重大使命如

何修身养性，然后指出：入那么无法家拂士，出那么无敌国外患者，国恒

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1]拂士是指明法度的大臣;拂通弼，

辅弼、辅佐之意，拂士即辅弼(辅佐)之士，二者合起来指足以辅佐君主的

贤士。孟子以一种忧患意识强调，如果内无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

贤士，外无敌对国家和各种忧患的威胁，那就势必招致国家的灭亡。

与孔孟法治思想仅仅是一些片段完全不同，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阐述了较为系统的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