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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的港闸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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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延溢陈国坤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许多地方纷纷探索基层法治文化的建设路径，南通市港闸区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和新时代文化构建元素，从四个方面全面铺开，每个方面又从三个维度深入推进，打造“四方三维”的立体模式，为促进基层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港闸样本。

关键词法治文化港闸基层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通市港闸区政法委“法治文化建设港闸现象研究”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8RH090。

：D601：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090

基层法治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南通市港闸区深刻把握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从源头、内涵、品牌和效能等四个方面搭建法治文化的基本框架，每个方面又从三个维度深入展开，形成独特的构建模式，为基层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港闸样本。

一、探源头，遵循“三源”脉络，梳理法治文化创新源与流

事业成功有“守正创新”的辩证性，只有在原有基础上的“守正”方能有未来之“创新”，法治文化建设的创新亦然。

（一）追寻历史之源，传承“中国近代第一城”之法治文化基因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驱张謇先生在港闸大地上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私营纱厂，并逐渐由企业经营拓展到城市建设，在国内最早将现代化城市规划理念贯彻于城市建设，一百年前他就将南通打造为工农商贸、慈善文教、市政公益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城市，被吴良镛院士赞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在近代第一城的建设过程中，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生根开花。一方面，张謇认识到传统宗法伦理制度的弊端，现代化进程需要贯彻法治理念和规则意识，张謇就任民国农商总长时发布了《实业政见宣言书》，提出扶植中国实业发展的四项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是“乞灵于法律”;他曾说过“以不规则之自由，妨碍有规则之自由，古今中外皆不认可”。另一方面，张謇先生也认识到振兴实业、经济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在工商业交往活动中需要秉持契约精神，构建现代信用体系。不仅商贾不欺，政府更要讲信用，他不时提请民国政府颁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并且要保持稳定性与延续性，否则“不独失大信于民，尤贻外人朝令夕改之讥”。今天的南通港闸依然传承着张謇遗留下来的法治基因，坚持契约自由与规则公平相结合、商业诚信与政府诚信相结合、递增经营业绩与维护消费者权益相结合的“三结合”制度，传承并发扬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

（二）诠释本土之源，凝练“和法”“善法”的法治文化特色

“和”就是注重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与社会和谐。如在家庭层面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内容与传统孝文化相互融合，引导大家认识到不孝之举不仅要受到家庭文化的譴责，严重者还将受到法律制裁。在社会层面积极培育各种调解纠纷的民间组织，如私人调解工作室、空中调解平台、邻里信息服务中心等。“善”就是要体现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和人文底蕴，港闸区重点推出龙潭社区的“善法交融”特色，将民风淳朴、积善行德与法治文化相融合，挖掘人性至善，塑造行善榜样，推出感动中国吴锦泉、中国慈善候选人胡汉生两位“慈善双雄”，以响彻国内的人格魅力发挥了示范引领的作用，促进良善法治文化的蔚然成风。

（三）创新制度之源，探索法治文化“双向互动型”生成路径

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实现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管理向“双向互动”型治理的转变。党和政府应当做到转变自身的行为方式，着力于制度创新，以目标导向型的制度塑造自由选择的文化，以激励能动性的制度塑造积极向上的文化;并且还要充分信任基层群众的自治力量，尊重法治文化自我生成的一般路径和规律。港闸区在制度创新问题上，找准定位，一方面落实好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要求“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创新”，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考核内容，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实行“以奖代补”策略，充分调动各街道、各部门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做到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善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办事机制，将政府的治理压力有效地向社会消解，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双向良性互动。

二、重内涵，围绕“三性”层面，呈现法治文化载体新形态

如何让法治信仰、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观念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成为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得到的受用的法治，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需求应是基层法治文化的题中之义。

（一）感性文化多样化

最易于被群众感知和接受的就是感性载体，即通过器物化、娱乐化和生活化的形式多姿多彩地把法治文化展现出来。在器物化层面，港闸区积极创新形式、丰富载体，以普法为主题的路灯灯箱体现了法治文化的昼夜交替，在公交汽车车身上喷绘普法宣传广告以及对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