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法律问题解析——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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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遗产纠纷中的深层法律问题解析

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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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林

摘要：由于僧侣身份的特殊性，致使僧侣遗产纠纷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涉及宗教团体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既是国家法律规范的范畴，又与宗教团体的自治有关。各国一般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通过司法权介入此类纠纷，以平衡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防止宗教团体滥用自治权。日本司法实务中区别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司法审查可以介入后者，但不能审查有关宗教教义、信仰价值等宗教性问题。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遵循信仰自由的理念，明确司法审查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的标准和审查的范围。

关键词：遗产纠纷宗教团体自治司法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1月26日夜间，云南省玉溪市灵照寺的方丈释永修，被前来投宿的吴某、翟某杀害。玉溪市中院及云南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吴某、翟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①寺庙僧众和其亲属整理遗物时发现，释永修个人在当地银行存有400余万元存款。释永修的女儿张某（刑事判决中确认父女身份）以玉溪市红塔区灵照寺佛教管理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不能够提供证据证实释永修名下款项的来源，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款项来源于信徒布施、捐赠、寺院卖香火和素斋的收入。所以，释永修出家后，其本人或寺院接受的布施、捐赠以及通过宗教活动取得的财产均属寺院所有。

在本案之前，也曾发生过多起类似纠纷。在鞍山市千山香岩寺僧人释本愿遗产纠纷、绍兴县石佛寺僧人释本耀遗产纠纷中，与上述释永修遗产纠纷案的处理方式一样，法院也是依据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所争财产是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而驳回原告的遗产继承请求，判令财产归寺院（佛教管理委员会）所有。此外，在上海玉佛寺僧人钱定安遗产纠纷④中，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

上述案例引发了各界对僧侣遗产处理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僧侣的财产应当按照佛教戒律处理，还是应当依《继承法》处理。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僧侣身份的特殊性：既是宗教团体的成员，应当遵守宗教团体的规则，同时又是普通公民，是法律上的自然人，应当受国家立法的约束与保护。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僧团之后，就形成了财产共同共有的丛林规则，即“一切亡比丘物，尽属四方僧”，这一规则在《昆尼作持续释》、《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百丈清规》等很多佛典中都有记载，从而奠定了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的佛教历史上，寺院财产共同共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僧人出家人寺意味着脱离俗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佛教信仰，自愿遵守佛教团体内部的一切戒律和规则，与寺院之间形成经济共同共有的关系：寺院负责僧人的生老病死，僧人的财产是寺院（僧团）共有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僧人去世后，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僧人的遗产。⑤然而，《继承法》又规定，近亲属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最高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和尚个人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无例外的规定，因而，对作为公民的和尚，在其死后，其有继承权的亲属继承其遗产的权利尚不能否定……”⑥

僧侣遗产纠纷涉及宗教团体、成员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既是国家法律规范的范畴，又与宗教团体的戒律有关，非常复杂。围绕法院对上述纠纷的处理结果，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宗教戒律处理这样的纠纷，相反观点则认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暂且不论该类纠纷的解决依据及处理结果如何，无论哪派观点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法院能否介入宗教团体自治纠纷审理判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纠纷？只有首先厘清了法院审判权在处理宗教纠纷中的界限，才能进一步讨论如何适用具体规则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界定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界限。

二、宗教团体自治与司法审查的一般理论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宗教团体与其他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的健康良性发展，对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扩大与加强，因其自我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审判权应当如何介入社会组织自治管理的问题，更是备受瞩目，例如：体育协会对其成员的处罚、行业协会规则的合法性、大学对学生的处分以及本文将要探讨的宗教团体戒律等，这些问题均与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有关。虽然学术界对自治权的性质、地位等未达成一致，但普遍承认社会团体享有自我管理的权利。团体自治权一般包含有下述内容：制定团体管理规则、任免内部管理人员、处罚成员、解决内部纠纷等。自治管理权是培育、发展社会团体的重要保障。

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当然也享有自我管理的权利。不过，宗教团体的自治权的渊源与其他社会团体略有不同，宗教团体的自治权源自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