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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苏州庙宇中的士绅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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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构建至关重要，苏州作为明清江南文化重心，其作用更加凸显。士绅阶层处在国家与地方之间，传统意义上由与科举、捐纳和仕官有关的人士组成，他们是基层社会的领导者，承担与管理着地方的事务与活动，同时他们也接受国家的荣衔与威权，成为国家在民间的代表。庙宇这一场所，在信仰、经济活动以及地方秩序等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掌管庙宇无疑是一种有效控制地方的手段，他们对庙宇的建造、活动的支持以及掌控来达到自己的私人欲望，构建属于地方精英的势力范围。

关键词：明清苏州;庙宇;士绅行为

明中期以降，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旧有的等级与礼法制度被破坏，“士庶敢于犯上，寖成乱阶”[1]1675的现象数见不鲜，正是在这种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普罗大众从勤俭守成转而追求个人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沉溺于酒色财气成为社会主流。居于文化中心的士绅群体更为好名而逐利，纵情于名玩古董、山野林泉。庙宇的职能特殊，既是社群的精神与物质中心，又兼具清幽的环境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其中苏州的寺观尤为众多，“天下之寺观，莫甚于苏、松”[2]。庙宇在满足士绅树立威望、控制地方欲望的同时，又能够契合其逍遥山水、清闲风雅的心态，故而在庙宇活动中士绅群体扮演者尤为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的士绅群体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居于社会之上，却又日益同社会脱离。[3]166传统的中国社会同样如此，社会演变的形态错综复杂，形成了多元的政治与经济社会结构，在国家内部产生了协调经济利益与阶级矛盾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同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地方的乡族势力依然顽固而强大，他们能自主完成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社会灾害救助，这便是处在“国”与“民”之间的乡绅阶层。

对于士绅阶层的组成，学者们有不同的界定意见。傅衣凌先生认为，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和捐输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4]3，为稳定地方统治将其纳入管理的地方精英群体便是士绅。陈宝良先生认为，士绅应当包括两个等级层次：一是青衿，即生员，为士绅下层;而是缙绅，为一些举人、进士功名以后出仕的官僚或致仕回乡的乡绅，是士绅的上层。[5]82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则按照做官与否的标准来划分士绅的等级，而何炳棣则强调士绅阶层的流动性，表示平民也有上升为士绅的可能与途径。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4]3因此乡绅一词的含义被扩展，既包括在外地任官但仍对地方基层社会有影响的官僚，又包括地方上无官在身但是有权势与名望的乡贤。故而凡是与科举、捐纳和仕官有关的人士，大致都可以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习称的绅士阶层的范围[6]38。

二、士绅与庙宇修建

自明开国以来，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政府对庙宇的修建有着严格的限制，由官府以及士绅主持倡导建造、修复。地方精英群体参与庙宇修建的缘由多样，主要在于声誉的维护与影响力的扩展。

苏州百刹林立，居官倡建者众多。崇祯年间，张国维巡按苏州时曾多次主持维修古刹佛殿，虎丘山顶东面的大佛殿，崇祯二年灾毁，十一年张氏重建。[7]26又三山门左有千佛阁，十二年张氏重建。[7]30巡抚苏州的几年间，复修寺观的行为无疑是其政绩上的一笔。此外，苏州名祠——苏公祠久废不兴，道光十四年，按察使李彦章、郡绅石韫玉、吴廷琛、顾沅倡建，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织造豫堃等六人捐钱以助之，邑尉夏廷松、绅士徐僖等六人辅佐之，设计、题名、记录各有职责，[8]82仅这一条记录便可发现知名庙宇的修建非一人之功，需要有地位高者的倡导，有资产者的资助以及地方乡贤的记录。再次，苏州籍的士绅同样是捐建庙宇的主力。万历年间的进士长洲人士凌汉翀，曾官居御史，“力行善举，捐修颜子祠、虎丘寺”。[8]226除了为庙宇的修建集资倡建之外，为寺观捐赠土地以供日常开支也是士绅构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卜正民认为，士绅是诸如寺院在内的一切依靠资产而生存的机构的田产的主要提供者。[9]162他们或为直接捐赠人，或为挂名购买土地的僧侣背后的投资者。图阳山南有景福庵，乾隆三十年庙宇坍塌，庵僧无力募修，遂呈请售卖余地，袁氏子宪文等以“串卖寺产”为由讼于堂前。经查证，“（景福庵）虽系众姓捐造，而查验碑记实袁氏之祖领袖倡捐”[10]袁氏家族曾出资购料兴修景福庵，为其捐资购地，遂其后世子孙对该庵依旧有一定的控制权，可见士绅对寺宇的兴修非无偿，亦谋求一定的利益。

庙宇的兴盛与修建背后都离不开地方官员与士绅的支持与重视，与此同时修建庙宇也成为士绅彰显财力与政治特权的合理方式。

三、士绅行为与庙宇活动

（一）士绅行为与信仰活动

明清两代的缙绅群体在兼济天下的同时，向往隐居山野的逍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