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探究-以《鞲轩语》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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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探究

以《鞲轩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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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倩倩杜保钢

［摘要］《輶轩语》为近代著名教育活动家张之洞所撰。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督学四川，此书是为诸生、学僮“举业”而作，分“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先行后文，重在讲读书治学之方法，其书名之所以叫“輶轩语”，是“取扬子云书輶轩使者绝代语释之义”。此书集中体现了张之洞早期德育为体，智育为用，恶公羊，兼汉宋，以及“经世”“务实”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张之洞；《輶轩语》；学术思想

B-49：A：1672-8653（2013）01-0056-03

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认为四川省“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1]，故于光绪元年建成尊经书院，并为求学者编撰《輶轩语》一书，以“行赏罚，申以董戒”“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诫”[2]。

一、德育为体，智育为用

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随着张之洞本人对教育的不断探索，最终发展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光绪二十八年，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举办折》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3]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全面发展时，特别强调以德育为体，智育为用，以德育为先，智育随后，这既是张之洞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初步体现，也直接承袭了中国德化主义教育传统。《輶轩语》中德育为体，智育为用，德智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观点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关于德育

《輶轩语》一书中，强调德育的语行篇放在了本书的首位，张之洞认为德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关于德育，张之洞又将忠君爱国列在首位，其《輶轩语》语行篇开头便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士林，恭敬遵守。”[4]即使二十年之后，他在《劝学篇》中亦表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这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之逐鸟雀。”[5]可见他虽从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变。

张之洞非常重视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他认为士子首先须“德行谨厚”即“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人品高峻”即“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预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汇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兴帽顶来往，即为有品。”“砥厉气节”即“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须具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习尚检朴”“尝谓一乡风俗，视乎士类，果能相率崇俭，乡里必有观感。浮华渐除，生计自然渐裕。”[6]其次，张之洞认为士子须“立志远大”即“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无论学行两端，常与古人比较，不以今人自宽，是谓远大。”[7]最后，须谦虚求学，张之洞告诫士子“戒轻言箸书刻集”即“读且不能尽，名且不悉知，何暇言著书哉！……必能精通专门之学，读尽专门之书，真有所见出乎其外，方可下笔。”“戒自居才子名士”即“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傲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入道。”[8]

2、关于智育

张之洞一生的思想变化较为明显，但在其早期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其智育思想一直限制在传统儒学的轨迹范围内，《輶轩语》语学篇中，列举了为学之道有四，一读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这时的张之洞把智育概念限制在中国传统学术范围内，且“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张之洞认为“读经宜读全本”“《周礼》《礼记》《左传》断不可删。即鲁纯者，亦须买全本。就其上钩乙选读，日后尚可寻检寓目，不然终身不知此经有几卷矣。”“读经宜正音读”“古时九州，语言不同，而诵《诗》读《书》，同归正读。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驯，荐绅难言。班孟坚曰，读应《尔雅》古语。”[9]张之洞特别强调“宜读汉学”“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10]关于读史，张之洞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