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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对中国式民主的探索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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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霞凤++肖纯柏

[摘要]

抗战初期，中共借鉴了西方议会式的民主，对选举比较重视。抗战中期，更加注重民主的实质内容，把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和监督民主有机结合起来。这启示我们，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归根结底，要走自己的路，走人民本位之路。

[关键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5）09-0022-03

民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抗战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对中国民主道路进行了艰辛而成功的探索。这一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了基层普选、建立了三三制政权，探索了协商式民主、代表式民主机制。总结这一民主建设经验，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比较：

符合群众实际的直接选举

（一）边区的选举民主。1937年5月，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在大西北破天荒地制定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国统区惊讶不已，老百姓开心不已。次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1941年、1945年，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选举，开展了普遍、平等、无记名的差额选举，探索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投豆法、烧洞法、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纸团法、背箱子……连很少出远门的小脚老太太，都被热火朝天的选举形式所吸引，她们骑着毛驴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参加选举。中国几千年历史，老百姓从来没有做主过，这次他们用过节的方式庆祝参议会的直接选举。参加选举的老百姓说：“一颗豆，顶一颗豆的事。”“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地主和士绅说：“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今天咱也能管政权。”农民参议员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能虚心的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1]

没有见过的事，还包括别具一格的选举形式和办法。比如红绿票，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投票人对每个候选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红票意味着同意，绿票意味着反对。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一个票箱。当场投票，当场开箱验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为了不得罪人，投红绿票的时候，一些投票人便将票搓成一个小纸团，让人看不出颜色，也有的将红票大张着，而绿票搓小或者干脆丢掉。选举结束后，老乡用他们特有的歌曲《选举小调》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

恩格斯曾说，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延安时期确实是这样。群众选出了他们的当家人，很多近乎文盲、有公心的干部当选为乡长村长。林伯渠在总结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时说：“今年全边区已经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改选，只乡、市参议员就选出了四万多，选民参加的百分比，平均是百分之八十，绥德、清涧、延川则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选举结果，各抗日阶层、党派、各民主人士都参加了政权。”[2]共产党人诚恳、认真地教大字不识的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他们满意的官员，这是民主的生动体现，更是对人民的承诺兑现。

（二）特色鲜明的决策民主。各级选举会议中，老百姓并非就是单纯的选候选人，而是选举中贯穿着管理监督。在各级选举会议中，均报告了各级政府的工作。选民细心倾听，并提出了许多质问，以及正确的批评。尤其是安塞四区一乡，蟠龙区一、三、五乡的工作，更是批评最多的。反之，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却又得到选民热烈称赞。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曾到延安考察的黄炎培在《延安五日记》中记录道，街头一块黑板，黑板的角上有个意见箱，什么人都可以把意见书投入。当时陕西米脂县开了一月的乡长以上干部会议，大家互相批评，虚心听取意见。银城市召开了427人发言，提317条意见的群众大会；富县永坪区一乡开了八天八夜检查干部思想进行反“调皮”斗争而撤职六个坏干部的群众大会，无论干部、群众都说：“啊，真正实行了民主！”

1944年秋天，一名叫冈瑟斯坦的美国记者在延安记下了难得的群众参与民主管理与监督的会议场景。当时他没有打招呼，走进延安市政府的小会议室。14个人正围坐着市长和他的秘书。他们中有农民、商人、学究气的老者、穿制服的共产党员、一个村姑和一个戴眼镜的报纸编辑。对这个外国人的贸然闯入，他们有点惊奇，礼貌地站起鞠了一下躬后，没有再理会，继续他们的市参议会的行政与立法委员联席会议。这14人都是市参议员，是由延安的镇民和村民选举出来的。会议上，市长总结了前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