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旧藏阿毗达磨梵文残叶.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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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旧藏阿毗达磨梵文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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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少勇彭金章梁旭澍

内容提要：本文刊出6件阿毗达磨梵文残叶，原属任子宜旧藏，现藏于敦煌研究院。这些残页均为麻纸制成，以丝路北道婆罗米字体书写。其中第一件残叶出自众贤的《顺正理论》，涉及第一品中对“触”的讨论。其余5件残叶未能比定出文献来源，但很明显是出自阿毗达磨类文献。

关键词：敦煌；梵文残叶；阿毗达磨；《顺正理论》。

G256.1：A：1000-4106（2018）02-0123-08

Abstract：SixSanskritfragmentsofAbhidharmatextspresentedinthispaperwereformerlyamongtheprivatecollectionofRenZiyiandarenowpreservedintheDunhuangAcademy；allofthesefragmentsaremadeofhemppaperandwritteninaNorthernBrāhmīscript.Thefirstfragmentturnedouttobepartofthe*NyāyānusāraofSaghabhadra.Itcoverspartsofthediscussionontangibleobjects（spavya）fromthefirst

chapteroftheabovetext.Theremainingfivefragmentshavenotyetbeenidentified，thoughtheyclearlybelongtootherAbhidharmatexts.

Keywords：Dunhuang；Sanskritfragment；Abhidharma；*Nyāyānusāra

本文刊布的敦煌研究院旧藏6件阿毗达磨梵文残叶，原属任子宜旧藏，是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長期间获得并收藏的。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曾载录：

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1]

莫高窟洞窟有南区和北区之分，在南区有曾经发现五万余卷文书的藏经洞，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已寸帛片纸无存”[2]。而南区的其他洞窟“自中外探险者及游客官吏岁岁取携古物，除壁画塑像不能运走外，几无古物”[2]。据此分析，上述所谓“拾自莫高窟”的“西域古文书”残片，不会是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发现的。根据我们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发现的遗物研究判断[3]，这些文书残片很可能是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拾”到的。至于任子宜先生在莫高窟北区何时、如何“拾”到的，已无从得知。

任子宜旧藏的“写经六卷”，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任子宜先生捐献给敦煌县博物馆（即今敦煌市博物馆），而任子宜先生的其余收藏，则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任子宜先生和接受捐献的单位均无人能够识读这些文书所用的文字，故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收藏记录中它们被统称为“西域古文书”，长期藏于文物库房而不为世人所知。

2014年春季，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梁旭澍、王海云等三人在调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时，于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发现了由任子宜先生所捐献的一批“西域古文书”残片，其中有7页残片经叶少勇释读，始知是珍贵的梵文阿毗达磨文献残叶。

7片梵语残叶之中，D0866与D0867（敦煌研究院编号）可以缀合，故得6件，在本文中编为第1至6号。这些残叶的材质均为经染色处理的黄麻纸，纸质较厚，纤维粗糙且交织不匀。残叶双面以丝路北道婆罗米字体墨书，第1、2、6号之上还印有任子宜名章。在一次私人交谈中，日本吐火罗语学家玉井達士博士向笔者表示，根据字体学特征，这些残叶很可能书写于8世纪前后。

《俱舍论》为5世纪时印度论师世亲（Vasubandhu）所著。其时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有东西两派，分别以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为中心。东方有部自恃正统而思想保守，集有《大毗婆沙论》。西方有部则较为开放，兼收他部义理，世亲的《俱舍论》便是这一法系的集大成者，系统反映了四、五世纪之际印度的小乘部派思想体系。据玄奘及其门人普光等所传述，世亲是犍陀罗人，先习有部，后学经部而对有部理论有所取舍。曾隐姓埋名在迦湿弥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