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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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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运++张童阔++蒋舒雨

[摘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随时局的变化而更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中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遏制了人口激增的趋势，同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然而，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也导致了人口政策老龄化、家庭结构不稳定、家庭功能式微、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营造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人口问题；社会学分析

[]C923[]A[]1671-8372（2016）03-0100-06

一、绪论

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家根据大量实地调查，得出无节制的生育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结论，并开始倡导有计划地进行生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步步收紧计划生育政策，并将早期的“最多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快速地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及增长率，缓解了社会资源不足可能产生的矛盾。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渐成为制约人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国情下，人民过低的生育意愿及我国的核心家庭结构状况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于是放松一胎化的政策建议在近几年逐步酝酿，“一孩半”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开放二孩新政策相继出台。生育政策的转变旨在改变现今脆弱的家庭结构模式以及一胎政策带来的老龄少子化问题。本文试图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做一系统的社会学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

（一）计划生育政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曲折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百废待兴的环境下，人民的生育意愿随中央的号召而持续高涨，直到1953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00‰[1]才引起人口学家们的重视。次年，经过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55年计划生育的理论性政策雏形初定，政策提倡节制生育、合理避孕，对生育人数并没有严格的控制，但因技术限制、思想传统及宣传不到位等条件制约，直至1956年后政策才缓慢展开实施。伴随着大量相关社论和学术专论的发表、人口研究室的成立，我国的计生政策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人口出生率也由1954年的37.97‰下降到1956年的31.90‰[1]。然而好事多磨，1957年的“反右派”（主张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家被视为“右派”）加之1958年的“大跃进”将初见成效的计生政策扼杀在了摇篮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以城市为突破口，倡导基层领导的带头作用，加强宣传力度并推广避孕药的使用（由政府免费提供），同时扩大避孕用品的供应网点，重视避孕手段的技术性，出现了大量正规高效的节育部门，这些措施又一次将出生率从1963年的高点43.60‰下降到1965年的38.06‰[1]。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尽管政府没有放弃控制人口的方针，但受到“文革委员会”打击的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计生政策被迫停滞。“文革”期间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领导人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任务。1971—1978年，计生机构逐步恢复，国家也加强了对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计生政策逐步走上正轨[2]。

（二）早期人口政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人口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3]284。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极力强调人的创造性并批判了马尔萨斯的悲观人口论[4]。于是在鼓励甚至表彰多生的大环境下，一系列限制节育的社会政策（如严禁堕胎、限制绝育手术等）也随之开始实行，养儿防老的历史观念受到政策的保护，导致人民的生育欲望高涨。高生育率在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人口膨胀的隐患。持续的高生育率产生的大量新增人口提高了社会的抚养比，并对社会公共设施（医院、学校等）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通过计生手段来控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后的一种选择。在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变迁的根本动力。中国社会初期没有严格的人口统计制度，由于人口激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使政策制定者发现了问题，并开始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将社会发展的走向置于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