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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提升农民工幸福感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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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悦

摘要：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幸福感状况值得关注。影响城市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首先是改善工作生活状况的期待与现实的不如意的矛盾；其次是农民工对自身软实力提升的期待与文化生活过度落后的矛盾。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健全农民工基本生活保障相关制度；其次，完善精神文化环境；第三，拓宽农民工人际交往圈。

关键词：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对策

积极心理学家本·泰勒·沙哈尔博士指出：“幸福有多种方式被定义，不同人还有不同的定义。对我而言，幸福必须是同时包含意义和快乐两个因素。既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同时又可以体验当下的喜悦情绪。无论是工作还是与人相处都是如此。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客观事件发生，而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近些年来，大批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打工他们常常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有明显的孤独疏离感。因此，农民工幸福感问题就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关注的焦点。

一、进城农民工幸福感问题的现状分析

（一）进城农民工劳动就业情况与幸福感

工作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首要因素。研究显示：“幸福感也对工作效率有一定影响。幸福感高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效率普遍高于幸福感低的群体。”很多不能顺利就业的农民工普遍感受到心理焦虑，幸福感不高。

首先，进城务工人员求职方式较为局限。农民工求职方式主要包括同乡互相介绍、中介介绍、自己寻找等方式。同乡介绍相对来说较为高效，而中介介绍和自己寻找存在着落入骗局风险和低效率等问题。以建筑类农民工为例，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固定的就业信息来源，以打散工零工为主。与此同时，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工作都比较辛苦，大多是在餐饮、建筑、制造等行业从事体力劳动，平均工作时间长，幸福感不高。

其次，城市农民工劳动雇佣关系不规范，福利待遇水平难以令人满意。不同行业城市的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市民职工之间收入差距很大。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之间的务工人员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与幸福感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其代表作《人类激励理论》当中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务工人员的需求满足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仍在繁重的工作中寻求基本社会保障。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常面临着尴尬局面。他们被算作城市人口，却没有城市户口。或是虽然随着城中村改造、拆迁等城镇化工程推进，由农民户口由农业变为非农业户口，来到城市打工，但却没有健全的城市社会保障。所以社会保障成为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住宿设施和住宿条件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好的住宿条件能够得到归属感。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3.5%，有13.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除此之外，农民工群体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也仍然属于新农合体系之下，而非纳入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生活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幸福感下降。

（三）进城农民工精神文化情况与幸福感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得到提高，但相对于我国城镇化快速建设进程，教育提升的速度明显滞后。这导致务工人员精神文化不能满足需求，缺乏追求幸福的能力。農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考量农民工是否真正融入所在城市，除了从经济维度出发，也要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三个维度来考量。”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必定会产生不适应以及文化观念冲突。因此，要达到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必须学习并适应城市文化，提升精神文化水平。从精神文化层面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准确的自我认识。随着人们能够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更加清晰，幸福感水平会有所上升。二是良好的受教育程度。受过较高程度教育或是主动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农民工，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能够感受到相对优越感，他们的幸福感较高。三是良好的性格。性格活泼开朗的农民工更善于沟通交流，容易和其他工友融为一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获得更多支持和帮助，收获更强的幸福感。四是能够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的能力。人际关系良好时，健康状况也随之较好，能有效缓解生活压力。

二、影响进城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一）改善工作生活状况的期待与现实的不如意相互矛盾，导致不满意感

首先是就业困难、工作强度大等方面带来的心理焦虑感。焦虑是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