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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环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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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就出现了，愈到后来，两者的互动愈益密切，与当代的关联性、延续性愈益显著。无论是基于学术，还是现实，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都更加迫切。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材料的发掘积累，文献成为晚近以来环境史研究中涵盖面最广、信息最为丰富的材料之一，以此建立的环境要素序列的分辨率和准确性也越高。②

中国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展现了我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不过，据以研究也有不便之处：总体来说，是文献总量异常庞大，分藏各地，查找、掌握实属不易。其中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兹以明清时期为例略作说明。

一、灾害统计

自然环境的异常变化若引发灾害，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记录，留下的专题文献也相对丰富。这些文献记录常常成为今人考察历史上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

学界通常对灾害发生的种类、级别、频率、地域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冀以揭示各类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就方法论与研究思路而言，无可非议。不过，在开始统计分析之前，需要了解所用文献的来龙去脉、编纂背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掌握其收录原则、统计口径、误差等等，不能找到即用、草率从事。如在清代全国性的灾害研究中，《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了清代的多种灾害与异常现象，篇幅不大，使用方便，是利用率最高的史料之一。直至今天，仍有不少论著将其作为清代灾害统计的基本依据，或以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不然。

笔者曾在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查阅《清史稿·灾异志》的原始编纂档案，可知在今本《清史稿·灾异志》之前，至少存在“第一次稿”、“第二次底稿”和“定稿”三个版本，三者是依次关联的连续系列。文献编号030006-册封面的原始说明即称：“此第一次稿太多，已删去大半”。若是文字删繁就简，或是内容剔除荒诞，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经笔者查阅核对，发现其中包括对灾害内容的删除，有些显然是随意行事。如用“第一次稿”与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对照比较，可以发现《清史稿．灾异志》有不少错乱遗漏。以咸丰六年(1856)蝗灾为例，标点本《清史稿》与“第一次稿”的蝗灾记载均较多，但经比对，前者除月份之误外，又将望都、乐亭、武清、平谷、湖州、定海、武昌、钟祥、京山、德安、黄安等地的蝗灾记载用笔勾销，仅一年之中就缺漏了10余州县，可见《清史稿·灾异志》问题之严重。甚至还造成连续多年无蝗灾之假象，如同治一朝即付阙如。然而根据地方志及私人文集，仅同治元年(1862)，华北、江南等地就有蝗灾记录，何况《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元年八月还记载：“诏顺直捕蝗”，足见《清史稿·灾异志》之疏漏。笔者认为，《清史稿·灾异志》或可作为灾害研究之参考，而绝不能作为系统分析的基本依据。

其他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灾异志》，也是学界统计某朝灾害的重要史料，由于其编纂档案不存，所以无法如上述《清史稿》一样进行比对分析。然而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亦可甄别订正。例如明代，若以地方志或《明实录》来统计分析灾害，其误差比《明史·五行志》要小得多。有学者根据《明实录》统计明代蝗灾，除崇祯朝之外，计有137次，较之《明史·五行志》的60次蝗灾记录就多出一倍有余。①

由此看来，以《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进行灾害统计，无论采用何种统计手段，都无法弥补原始数据大量缺失等因素造成的失误与缺憾。

二、降水分析

环境异常、自然灾害值得重视，但人们主要还是在常规环境下生产生活，此类环境更值得深入探讨。

降水属于日常天气变化，较长时段的降水纪录可用以研究气候变迁。在使用仪器观测之前，②清代官员的雨雪奏报是该方面的典型文献材料，其直接目的是报告各地近期降水情形（其中也偶有降水异常）。此类奏报数量多、地域广、系统性强、分辨率高。降水起始有时精确到时辰，地点范围以府县居多，信息来源多是地方大员的亲历或是属员的汇报，亦有赴任、钦差大员的奏报。除对降水的定性描述之外，有的还有起讫时间、渗透土壤深度或降雪厚度，后者以尺寸表示，即所谓的“雨雪分寸”。这些奏报至今仍保存在海峡两岸的清代档册之中。[来自W]截至目前，只有个别学者用以重建乾隆以来黄河中下游的降水变化序列，时间分辨率可以精确到年、季。①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雨雪分寸奏报做出初步评价：“精确度不一定很高，但有一定的可靠性。”②此后，笔者尚未见到对此档案进行逐一整理的具体甄别评估意见。对雨雪分寸奏报的详备评价尚待来日，为此需要阅读、鉴别大量的原始奏折。笔者阅读若干此类档案时发现：其一，定性描述存在笼统性与伸缩性，且有的失误是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