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像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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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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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林

内容摘要：莫高窟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图像是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对研究中国古代帝王冕服制度及人物画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将此帝王像与传为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相关帝王形象进行对比研究，并参照《周礼》等相关文献记述对该帝王像进行新的解读。

关键词：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冕服

K879.41?：A?：1000-4106（2018）06-0020-12

敦煌壁画中有数量颇多的帝王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开凿于贞观十六年（642）的第220窟维摩诘经变的帝王像。该画位于第220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之文殊来问的下部，图像保存完整，关注者甚多。学界一致认为该身穿冕服者为初唐帝王之形象，冕服形制合唐制，甚或说与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1}中的刘秀、司马炎等帝王所着冕服相同{1}。比对两画，帝王服制极为不同，第220窟帝王像不合初唐文献的服制要求。本文以此为线索，从两画的不同点入手，比对《周礼》等相关文献对该帝王图进行新的解读。

一第220窟帝王像相关研究问题

类似于莫高窟第220窟的帝王像（图1），多出现在隋代之后的《维摩诘经变》画中。该经变的帝王像源于《维摩诘经·方便品第二》中：“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余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句[1]。经变中国王问疾的国王，很多学者认为此帝王应为一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的中原皇帝形象{2}。该帝王图中描绘有“比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更复杂的人物衣冠，而且还可以从中考察帝王出行时的仪卫行列”[2]。但《历代帝王图》的成画时间尚无终论，对两画的比较性研究依然困惑重重。

近代对于传为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19年，美国学者韦利依据1917年上海商務印刷馆刊布的《历代帝王图》，发表《阎立本的绘画》，将其纳入到艺术史研究的范畴，称其为“不同寻常之作”[3]。1931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富田幸次郎对该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该画卷可分为前（前六位）后（后七位）两部分，认为后一段应为7世纪时期的作品，前段应为11世纪之前对后段画作摹作，该论著成为了海外讨论《历代帝王图》的重要参考和依据[4]。1950年，日本学者铃木敬讨论了阎立本前后的艺术风格源流问题，并将传为阎立本的画作归为“唐初守旧派绘画”的谱系[5]。1958年，刘凌沧先生在其《唐代人物画》指出，阎立本（一说为郎余令）的《帝王图》成画于咸亨元年（670）左右[6]。1964年，沈从文先生对比《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后认为，《历代帝王图》有可能出于阎毗之手，同时指出第220窟帝王所着冕服应为“衮冕”[7]。与此同时，金维诺先生指出现存《历代帝王图》全部为宋代摹本，并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相关记载推断原作为郎余令所作[8][9]。而台湾学者陈葆真结合绘画风格和文献资料对此进行研究，认为“不可能是阎立本所画，而较可能是郎余令所作”[10];陈文曦从十二章纹饰叙及图像的传承性，并以此佐证《历代帝王图》的完成时间[11]。1991年，美国学者吴同全面综合了富田幸次郎以来的考证研究，全面梳理了阎立本的画作及其艺术成就[12]。2008年，宁强先生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历代帝王图》的画面内容与作者、时代情况作了全面讨论，并将该画的创制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政治愿望联系了起来[13]。此外，徐邦达[14]、潘絜兹[15]、志工[16]、胡艺[17]等人也对该画有过深入的讨论。由上可知，《历代帝王图》无论出自阎立本还是郎余令之手，原作成画于初唐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故该画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反映了初唐人物画的真实面貌，对于对比研究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像具有较强的参照性。

对于第220窟帝王图像的研究，探讨最多者当属段文杰先生。在其5篇研究文章中多次论及“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光武帝刘秀、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图2）等像，均作唐初衮冕之制，与敦煌初、盛唐壁画中的帝王服制，几乎完全相同”{1}。这些成果的发布，使得这一观点成为了学界约定俗成的说法，也便有了后来以此为据的诸多论著{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赵声良先生，他结合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对敦煌初唐壁画中的帝王图进行了阐释，并以此讨论了唐阎立本、阎立德二兄弟为代表的人物画艺术[18]。这些论著对第220窟帝王像进行了各方面的阐释，但对两画的诸多不同点却鲜有提及。

总之，对于第220窟帝王像的研究，先贤侧重于冕服的形制及其艺术特点，而对其他鲜有论及。如段文杰先生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的“衮冕”条说：“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图中之帝王，头戴冕旒，冕板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垂十二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