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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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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从智

[摘??要]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利用2007-201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联合假设检验。研究表明，经济规模、贸易规模、经济结构、政府政策和本币汇率均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张力因素;宏观经济;联合检验;实证研究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0.01.064

[]F208??[]?A???[]?1673-0194（2020）01-0156-04

1???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明确提出允许民间投资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2006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2000美元，中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政府对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限制变得较为宽松，一大批企业以此为契机，利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推动了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201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4750美元。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对外投资由量的积累逐渐转变为质的提高，在保持投资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投资区域更趋广泛化、合理化，投资行业逐渐从低端技术部门转向高端技术、附加值部门。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同水平时期的9.3倍、2.4倍、9.5倍、19.3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是是四国的11.2倍、1.9倍、13.5倍、24.4倍。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4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存量148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8。在近十余年来对外投资由中高速增长到逐渐回归理性这一新形势的背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有利条件有哪些，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是本文研究的中心。

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丰富，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就业效应;而涉及对外直接投资自身的影响因素，如区位选择时则以定性与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有限。乔慧超、沙文兵（2012）利用PanelData检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只从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国内环境即外部引力因素进行分析，而没有考虑投资国母国的内部环境即内部张力因素。张为付（2008）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建立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但其使用的是1996-2007年的数据，时效性不足，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新变化，且其部分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低，解释作用较弱。邱信丰、赵琨婷（2008），黄梅波、李泽政（2018）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投资和投资政策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但均为定性和规范研究，而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支撑。JoséI.Galán，JavierGonzález（2001）基于103个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国际投资进程中所有权因素、内部化因素和位置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因为其样本选择集中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得出的结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际的借鉴意义不强。FriedrichSchneider，BrunoSFrey（1985）基于8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包含政治与经济双重因素的计量模型，得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国际收支逆差越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越多的结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其在政治稳定性对投资影响的研究中得出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对投资具有刺激作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则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是片面的，也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实严重不符的，两位学者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得出的部分结论对中国的普适性不是很强。

关于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在解释变量选取上，大都聚焦于某一具体的外部引力或环境支撑力因素，样本范围则限于某一具体的地区或某一类跨国公司，而对我国整体宏观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2007-2017年间的宏观经济数据，以期发现影响我国投资的内部张力因素，并对今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2???模型的估计方法与估计结果

2.1??模型的建立

鄧宁等人的理论研究和黄梅波等人的经验研究表明，影响一国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