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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言能尽意”

摘?要：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多为赞同“言不尽意”的观点，认为只有忘言才能得象，只有忘象才能得意，否认亦或怀疑概念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西晋时期欧阳建逆社会之众，主张“言能尽意”，并著《言尽意论》一书阐明自身观点。而刘勰同样与众多学者背道而驰，在《文心雕龙》中更倾向于“言能尽意”的观点，其原因值得探析。

关键词：《文心雕龙》;言意之辨;言能尽意

作者简介：赵文晶（1995-），女，本科学历，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刘勰将“言意之辨”的思考转向了语言本体内部的辨析，从“意”到“言”，就是语言内部的外部转化问题。从意象到语言的生成过程中，刘勰先肯定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两种情况，即“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刘勰在《神思》篇字里行间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是肯定语言的表达功能，认为能够做到“言能尽意”，但只是需要做到“密则无际”要同时达到很多条件，作者本身要具有“博见”，写作时要做到“虚静”，同时还要利用声律、比兴等技法，结虑司契，垂帷制勝。再者庄子将托于言声的东西视为物之糟粕，将可以“意致者”视为物之精粹。倘若将可言声之物视为糟粕，那么又何必“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已是糟粕，又何必宗经。则刘勰的主导思想不赞同庄子“言不尽意”的观点，而是倾向于“言能尽意”。

但刘勰也没有否认思维中有许多微妙之处，是文辞难以言传的。对于语言的局限性，刘勰积极地对语言进行“改造”，对语言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通过提出“义生文外”的理论，主张言语本身之外可呈现作者本意，《隐秀》篇就是“义生文外”理论的集中体现。刘勰之所以提出“义生文外”的理论是为了“言”能够达到“尽意”，拯救“言不尽意”的情况，能够将作者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传递给读者，读者能够充分地接受，这才是“尽意”的效果。黄侃言：“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然而不可不力期其传。”[1]从中可以看出文学创作者都在为了突破语言的极限性而为之努力，力求将有限的语言发挥无限的功能。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记载：“盖隐处即秀处”[2]也就是说，“隐”与“秀”是不可分割的。隐秀让人们体会到了文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作用。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目中，也都体现出“隐”。“隐”与“秀”两者相互依存，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真谛所在[3]。

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多为赞同“言不尽意”的观点，认为只有忘言才能得象，只有忘象才能得意，否认亦或怀疑概念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刘勰同样与众多学者背道而驰，赞同“言能尽意”的观点，这与其自身的思想基础、写作文风、生活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内儒的思想基础

儒家认为要想做到言能尽意是很困难的，但圣人却还是能够做到的;道家认为言尽意是做不到的，言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工具。首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是尚儒的，其内在的尚儒思想是认为“言能尽意”的一个思想基础。

原道、征圣、宗经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儒学传统，《文心雕龙》开端三篇的篇目名称即为《原道》《征圣》《宗经》，由此可见儒学传统在书中的分量与地位。《原道》篇记载：“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言明道是圣人通过文字语言来体现出来的，也就说“道”是可以言说出来的，言说者是圣人。《征圣》篇记载：“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是以圣人为师，向圣人学习如何“垂文”，如何“垂文”便要宗经。《宗经》篇记载：“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如此即可写出雅正的文章，这就是“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融合。在《序志》篇记载：“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4]由此可见，刘勰在经学玄学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将自己的“论文”与经学家马融、郑玄“注经”视为同等地位与价值，可见儒家思想在刘勰心中的地位之重。

在《序志》篇中，刘勰讲述了自己在梦里与孔子相会，并与之南行的场景，由此可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在塑造一个以孔子为绝对权威的圣人形象，也因此刘勰在《征圣》中告诫作者只要能够遵循圣人“立言”的原则与标准，文章则定会写得通达。反观《原道》，此篇中的“道”也成为了众多学者探究的话题，“道”究竟是老庄的“自然之道”，还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取刘勰的龙树中道观思想，此“道”也可以理解为从主体论上看指的是儒家的“圣人之道”，从方法论上看是老庄的“自然之道”[5]。但刘勰在《原道》中仍是以儒家为主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6]《文心雕龙校注》中注曰：“玄圣，孔子也。”[7]由此可见，在《原道》中是以孔子曰为圣，以其“立言”为最高原则。

（二）反对浮靡文风

刘勰在《序志》篇中明确指出其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企图矫正不良文风，此不良文风主要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