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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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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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皓

[摘要]长征出发前，王稼祥已经开始反思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病重的情况下坚持参加长征。他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自身的错误思想，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旗帜鲜明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博古、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做坚决地斗争，对长征胜利结束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王稼祥；长征；贡献

王稼祥原名嘉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1923年在芜湖圣雅阁教会学校（今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书时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反帝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远赴苏联深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国内，曾长期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年正逢王稼祥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通过对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进行梳理，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长征前的思想转变与带伤出征

从1925年底到1930年2月，王稼祥在苏联期间较为完整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知识，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但由于长期不在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回国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当时国内的环境十分复杂，党内决策受到共产国际干预，并充满着“左”和“右”的斗争，王稼祥在缺失实际经验的情况下，难免犯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苏区中央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军委副主席及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王稼祥在苏联时，米夫和王明认为毛泽东“想做的不过是《水浒传》里所鼓吹的绿林好汉”[1]。王稼祥的思想受到影响，但他进入苏区后，与之前在上海相比，不仅工作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能够比较广泛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同时可以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积极影响，在中央苏区的复杂斗争环境下，特别是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让他对毛泽东信任倍增。毛泽东也曾指出：“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2]王稼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情况理解的正确性，为了改变自己错误的思想，他开始关注并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理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再认识，批判其中错误的理论方针，开始支持毛泽东。尤其在宁都会议中，他力排众议和政治压力，在那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原则地支持毛泽东，反对“左”倾领导者。胡耀邦说：“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指王稼祥——笔者注）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3]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提到：“早在1932年他就已经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了。”[4]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934年，王稼祥在战斗中被炸弹炸伤腹部，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到长征出发前，王稼祥的伤势一直没有治愈，甚至还出现了恶化，他只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躺在担架上，开始自己的长征之旅。长征路上不仅有恶劣的自然环境，还不断遭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但是坚强的王稼祥涉险滩、过草地、爬雪山，以惊人的意志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跟随党中央，跟随红军队伍胜利到达陕北。后来著名医生马海德在为王稼祥治疗时曾感慨到：“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5]王稼祥长征前的思想转变为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坚持真理的关键“一票”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最主要的杰出历史功勋当然是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的重大作用。目前，党史研究领域一般采用毛泽东对王稼祥所评价的“关键的一票”[6]来概括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由于在党的中央领导层始终存在“左”的错误领导，长征开始后，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战役中，付出沉痛的牺牲，部队损失巨大。广大红军指战员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红军队伍面临严峻的考验，大家都渴求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力挽狂澜。面对十分危急的局面，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也在不断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当时，由于毛泽东患有非常严重的疟疾，也坐在担架上行军，和王稼祥同属于休养连队伍。长征过程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多次交换意见，残酷的现实使得两人坚信必须改变党的军事领导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困境。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到：“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