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美操运动的民俗化趋势表征刍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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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运动的民俗化趋势表征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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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美操运动在社会的发展中已经显示了民俗化的趋势。通过比较健美操运动与民俗这两类事物的主体和客体，寻找二者的相似性和联系性，以期挖掘出健美操运动的民俗性表征，为此项运动的民俗化趋势预设提供更有利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健美操运动；民俗；民；俗

C911：A：1672-8653（2011）10-0056-03

人们定式的传统观念一般会认为，民俗事象应该是发生在古时、流传至今并被少数群体或个人所演绎着，如赛龙舟、舞龙、舞狮等活动，是古代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而健美操是一项现代人参与的、集体性的体育运动，与民俗事象相联系，似乎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这要从“民俗”之“民”的定义谈起。

一、“民俗”之“民”

自从“民俗”这个词被发明并运用之后，学者们一直就对构成这一事物的主体“民”和客体“俗”理性地进行了各种分析，结论万象但特征归一。以对“民”的认识作为论证的入口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英国人威廉·约翰·汤姆斯作为“民俗”一词对应的英文“folklore”的创始人，也同时开创了民俗主体以乡民为主的认知传统。民俗学的代表流派之一———比较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雅利安民族，为“民”的范畴打上了“种族”的烙印。与民俗学科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类学家们因信奉他们的领袖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遗留物”学说而将“野蛮人”纳入到“民”的体系当中来。还有甚者，以阶级的眼光将“民”限定在“农民”的小圈子里。

后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之“民”。如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理查德·多尔逊教授于1973年在现代民俗学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民俗学”的演讲。[1]他提出了自身独特的观点：认为传统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而做出的。在分析这种界定的内涵因素时，运用了二元模式来分析这一组对立范畴的特征要素，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修正了传统的“民俗”之“民”的定义，他认为“民”应该是趋向传统的“匿名群众”，这个“匿名群众”的外延具体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迁移到城里的乡下人，这种城里人的部分后代。虽然这一定义从本质上与传统的“民”的定义并无二致，仍局限于经济低下、思想愚昧、群体性特征鲜明的“乡民”体系之中。然而，至少多尔逊已经打破了地域限制，将与“乡下”对立的“城市”要素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之列。

认为民俗之“民”最具有兼容并包性的学者当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兰·邓迪斯教授了。他一方面肯定了先辈学者们关于“民”的定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出于对民俗学发展的大局考虑，又不苟同于他们的传统研究视野，而把民俗之“民”的定义拓展为“任何人组成的任何民群”。虽然他在拓展“民”的范围时，忘记了“俗”的范围对民俗学的限制，但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民俗学研究的主体性对象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古”之民、“落后过时”之民、“生产力低下”之民，而应该以与时俱进的动态思维方式把研究视角放宽至“今”之民、“先进现代”之民、“生产力发达”之民。

二、健美操运动之“民”

社会分工直接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以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来划分，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主体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城市主体则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体育运动是以增强身体素质、达到身心健康为现实目的，而体力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无形中达到了这样的功效。故而，在农村，体育运动缺乏生存的土壤。反之，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工作特征的城市群体受到强大的生存压力的困扰，并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缺乏体格的磨练，体质多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急需寻求摆脱这种不良状态的良好途径。蓬勃发展的体育运动适应了这种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而从“胜”与“负”、“输”与“赢”这样二元对立的运作模式逐渐转化为“助个体练身心，为人类谋福祉”的意义诉求。在诸多体育运动形式中，健美操运动因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而拥有了最为广泛的群体基础。

健美操运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城市有闲阶层和学校受教育群体。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地得到了提高，汇集着大量经济发展成果的城市生活圈中出现了有闲阶层。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消遣并有足够的金钱支撑这种消遣，而消遣的项目之一就是体育运动。他们希望工作、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所造成的体力匮乏和精神耗损能通过体育锻炼得到补充和强化。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学校又是教育的主阵地。健美操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学校教育的纵向传承。青少年是学校教育的对象化主体。青少年所具有的生理特征使他们十分重视自身力量、体型和体态的塑造。“而长期参加健美操锻炼，不但可以有效的促进骨骼增长、增强肌肉力量，而且可以塑造良好的身体形态，形成优雅的体姿，使身体匀称和谐地发展。从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