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魅.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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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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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有力的工具和唯一可行路径的同时，还要持续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设定一个深刻恢弘的、反应各个阶层人民要求的价值范式。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得到确认和发展，其承诺一种超前于当前历史条件的美好价值，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切实目标。“中国梦”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复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思索和领悟“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A84[]A[]1001-8999(2016)05-0140-04

自从习近平同志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梦”以来，“中国梦”成为社会谈论的焦点话题。“中国梦”不只是一个沉淀百年的情怀，或仅是一种思想论说，它还是真切的价值基础和坚定的群体信仰。“中国梦”的提出，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魅”——承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美好价值，并以此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目标。此外，“中国梦”还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一种更富有感染力和平和近人的方式进入个体的精神世界。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祛魅”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概念，本质上是用来表现一种“观念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过往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观念层面，更是一种现实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运行着或流通着的思维方式、政治信念和道德规范。因此，意识形态具备成为政治实践和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的作用，“不只是关于思想观念的社会学；它要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植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变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简言之，思想观念被赋予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对世界的反映”[1]。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代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的内容核心结构和概念逻辑体系上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因此，“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同义语。或者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意识形态实践功能而言，执政党通过意识形态建设不单可为现行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使人们对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产生认同，在行为上自觉遵守，还要以此统摄和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马克斯·韦伯将社会世俗化视为一个“祛魅”的过程，认为“祛魅”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与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世俗化变革造成的结果。韦伯曾经详细地论证了西欧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紧密关联，以及世俗化“祛魅”之后，社会的合理化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全面崛起导致的个体的意义虚无和自由丧失。他由此感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则代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意义解释和理论框架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与转型。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性原则支配，人们逐步习惯于从效益、实效、功能理性的范畴去考量和评估价值，更加重视经常性现实利益。关注当下、理性务实由此成为了当下时代的标签。这些变化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祛魅”的社会现实环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变得合理与迫切。然而，“祛魅”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新中主动实施的一种转变，通过有意识的变革、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不断地追求着自身逻辑的更加完美自洽和功能上的日臻完善，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形成一种更为紧密和灵活的互动关系，以期进入更加广泛的人类经验领域，成为人类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的过程。“祛魅”的深入，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摆脱了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束缚后，开始努力在保证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融入纷繁多元的现实生活。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魅”的必要性与其内涵

意识形态的“复魅”是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祛魅”而言的。正如韦伯看到了“祛魅”对于崇高价值可能存在的冲击和消解，意识形态的“祛魅”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