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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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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与建设中，当前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红色非物质文化公益诉讼是必要又可行之路，具体应当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诉讼主体，明确受案范围及管辖，合理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及扩大诉讼效力来推动建立和完善红色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

：F270：A

1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紧迫性

1.1侵权现象频出

2016年江西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43亿人次，占全国12.5%，红色旅游综合收入1156.8亿元，达全国红色旅游收入总量的1/8，占全省旅游收入的23.16%。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红色旅游创收的重要载体，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价值的刺激导致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异常存在剽窃，侮辱性、减损性、冒犯性使用、未经授权的改编、表演等侵权行为。如不少红色歌曲、红色歌舞被音像公司、电视台等媒体录制成节目，并大量运用于以商业为目的的销售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未经红色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许可，侵害了传统社群和原住民的经济利益。再如部分艺人在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改编加工时，歪曲红色文化遗产的原意，甚至使用某些红色文化遗产忌讳的部分，对该红色文化遗产来源群体造成感情伤害;2018年5月17日网友蒋某某发布一条内容为：“董存瑞活该炸死、黄继光活该被枪打死”的侮辱革命烈士董存瑞、黄继光的微博。2018年9月，虎牙主播杨某某（斗音名主播：莉哥）在直播中，公然篡改国歌曲谱，以嬉皮笑脸的方式表现国歌内容，引发网友愤慨。层出不穷的侵权案例反映出网络时代的红色文化遗产侵权的愈发严重。

1.2保护不力

首先，缺乏立法的依托和支撑。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法律依据主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以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具有滞后性，而且对于红色非物质文化保护不具有特定性。私法上主要依靠知识产权法，其也存在保护范围过窄，保护期限过断、保护重点侧重于经济利益等问题。

其次，行政执法不力。一方面主管机关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对于不属于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务，不愿管、不敢管，使得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红色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获取经济及政治利益，形成了多个部门争相索要管理权，多头管理、政出多门;部分红色文化遗产地处偏远的山村，散落在民间，难以触及;部分网络侵权，地方行政执法机构力有未逮，这些也是执法不力的客观原因。

再次，司法救济缺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到的利益往往是一个地域内社群的公共利益，其被侵害往往损害的是群体性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利益，无法确定具体的被侵权人。但这种受损害的广泛、不确定的利益主体又确实是存在的。现有的诉讼制度缺陷导致社群的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时，这些案件无法得到法院的受理，利益主體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2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2.1开展红色非物质文化公益诉讼具备了法律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8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英烈保护法》第25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医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实体法依据，而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的“等”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侵权、消费者侵权两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类型，社会高速向前发展，司法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的内涵也会随之越来越宽。

2.2开展红色非物质文化公益诉讼具备了实践基础

如果从201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公益诉讼条款起算，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已实际运行了5年，如果以2007年贵州、云南、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并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探索和试点，则已经运行有11年。人民法院近些年来审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食品药品类公益诉讼案件的经验积累为红色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红色非物质文化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到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等少数几个红军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案件数量有限，当前的司法有足够的能力容纳该诉讼。

2.3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独特优势

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公开公正、透明高效、适用主体方便，有法律强制力等优点，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保护红色非物质文化可以激发民众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