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融合：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问题研究.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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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融合

建国初期天津中西医结合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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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鸽

摘要：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天津中西医关系以交流与融合为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天津中医的地位，在多维途径下和西医进行结合，积极开展各项卫生工作，尤其是在防治疫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

：R2：A：1001-0475（2015）10-0086-03

在近代，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是以斗争为主，中医在民国时期毫无政治地位。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交流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中西医关系的主旋律，中医地位开始提高，在多维途径下中西医开始相结合，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一、建国初期天津中医地位的提高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从此在中国出现两种医学—中医和西医。

民国以来，政府对中国的传统医学采取了取缔与扼杀的政策，导致传统医学发展缓慢。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弃中医中药。教育部则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规程。[1]（P.445）192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对中医持反对态度的余岫云等人提出了一项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这种提案居然被通过，并且政府作出“取缔中医”的决定。这一决定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及中医界极大愤慨，迫于人民反对和社会公正舆论，国民党政府当局收回成命。虽然中医获得了一些保障，但是政治上毫无地位，处处被歧视轻视，如中医不能进医院，不能开诊断证明，不能看传染病等等。据1949年调查，天津有中医1200余人，多数人业务萧条。没有一所中医学校，没有一个中医医院，公立医院里见不到一个中医大夫。30岁以下的青年中医只有3%左右，后继无人。[2]（P.33）由此可见，中医在解放前的地位很低，不受重视。

建国初期，在“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

第一，创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和建立专门的学术团体进行中医方面的研究。为了响应政府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号召，1951年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学校的招生对象为个体中医师，授课老师为医学专家，授课内容为现代医学各课目。中医进修学校连续举办7期，先后有600余名中医师参加学习。天津中医进修学校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解决了建国初期医学人才缺乏的现状，同时也为天津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于1956年5月成立天津市中医学会，学会有会员1029人，占全市中医总人数的88%。[3]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中西医，使中西医间彼此开诚布公、互相学习。对西医会员耐心地进行教育，鼓励他们采取正确的态度，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大力开展中医中药的研究工作，把祖国医学遗产中合理的、有效用的部分加以整理和提高，丰富现在的医学科学。另外，指导会员培养中医人才和编行中医刊物。

第二，为了大力贯彻中医政策，充分发挥中医力量，提倡中医带徒弟。根据卫生部发出的“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天津积极开展动员和组织老中医带徒工作。1956年夏季以来，天津有101名中医师收了197名徒弟，这些中医师一般采用口传心授、业余讲授、临床见习等方法来教徒弟。[4]为了加强中医带徒工作的管理，1959年卫生局制订了《天津市中医带徒暂行办法》，对师徒条件、学生来源、学习年限、出师鉴定及分配办法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将中医带徒纳入教学计划，将个人收徒改为统一招生。由于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与管理办法的落实，有力地保证了带徒质量和水平，使一批新式中医徒弟脱颖而出。截止1966年，全市中医带徒毕业出师达750人，成为中医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5]（P.296-297）这批学员中有许多人已成为各级医疗机构中的技术和行政管理的骨干力量，不仅壮大了天津中医队伍，更重要的是使天津中医的学术思想、宝贵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作风得到继承。

第三，制订详细的中医行医资格和确立中医联合诊所的行医方式。为了确定中医师资格，于1951年制定《中医师暂行条例》。[6]规定凡持有公私立4年学制以上的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合格者，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考试及格证书者，领有临时中医师证书并工作两年从无过失者都具有中医师行医资格。这一条例的制定，使得中医资格有了明确的规定，中医界不再混乱，而是有章可循。据1953年统计，领有卫生部正式证书的中医有851人，另有443人领有临时中医证书，持有这两种证书的中医均取得合法执行中医业务的资格。[5]（P.327）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医疗力量，中医师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成立中医联合诊所。中医联合诊所中规模较大的有十三、四位中医师，一般的有四、五位中医师。中医联合诊所分布在各郊区